Author Archives: beijiewanger

话说福州一中校友聚会，一个北大毕业生和一个复旦毕业生为各自的大学谁更牛争论不休，老师急了，说：“都给我回校史室看看，我们的老校长严复分别当过你们的校长，你们说谁最牛？” 用这个段子做引子，为的是引出最近国内学术界悄然兴起的“严复热”，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在推荐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严复》时说：“我这几年基本不接受媒体釆访，因为题目不是楼市就是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实在没有亮点。我最近接受了媒体关于严复的访谈，我谈了两个多小时还未尽兴。我想向网友推荐我心目中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师，他最后只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颗耀眼的彗星。他的悲剧就是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他是唯一有能力了解西方浩瀚的哲学思想的中国人。但老天爷开了中国一个大玩笑，让他止步于天演论和以英国哲学思想为主的翻译工作。……但是当时甚至到现在的中国都难以理解他的深邃思想，从而造成后继无人的窘境，……只有读懂严复才能理解中国现在的困境。” 真的如此吗？中国现代思想大师中严复的资料算是保存相当完备的，日记、笔札、著述、译作、年谱俱在，传记、评传不下十数种，福建社科界也举办过多次严复思想研讨会，但现在看来国内的学术界可能是“身在庐山中”或囿于既往意识形态主导下贴标签式的论断，对严复思想的深度和影响不如老外看得鲜明。仅以“五四”运动为例，英国学者彼得·沃森在其煌煌巨著《20世纪思想史》中指出，“五四”运动的直接诱因是凡尔赛和约，但酿成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来自严复，而彼时即使如陈独秀、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鲁迅这些旗手也已视严复为落伍与反动了。早在20年前，哈佛大学的本杰明·史华兹教授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就明确预半夜凉初透言，“是全面反传统还是寻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一令严复纠结不已的课题一百年后中国人还将面对，事实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这一课题已显化为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对峙，历史的吊诡使严复成为一面镜子，悬于目前。 是镜子就不妨分两面去看，一是严复的“人”，即形象；一是严复的“文”，即思想。思想题目太大，非二三千字的专栏能说清，留与专家学者，单说形象。罗维乔伊在《存在的伟大链条》中说，“有两种不同思想气质的人：一种人认为可以找出简单的办法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另一种人却是感到事物是复杂的，他们在极端情况下以哈姆雷特的性格来对待事物，因为考虑到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因而感到压抑和恐怖。”严复无疑是后一种人，这就造成他形象上的矛盾。 矛盾故事一：从文还是从武？ 1866年，严复考入福州马尾船政后学堂，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升为会办、总办（校长）。而几乎同时，日本海军精选出包括东乡平八郎在内的12名最优秀军官派往英国深造，东乡在英国呆了八年，由于英国政府拒绝日本人进入海军学院而转入商船学校，实习也是从最下级的水手开始做起。若干年后东乡在甲午海战、日俄海战中大显身手，成为日本现代海军奠基人。 矛盾二：鸦片是吸还是不吸？ 作为最早一代去西方求学的中国人，严复熟谙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也深知鸦片对中国的危害，但他回国不久即吸上鸦片，其后戒吸反复多次，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哮喘发作所致。 矛盾三：科举是考还是不考？ 严复33岁，即回国后的第七年已担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却发愤学习八股词章，纳粟为监生，请假回福州考举人，落榜；36岁再赴顺天乡试，再落榜；37岁捐得知府衔，已是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校长），官居五品，又赴顺天恩科乡试。戊戌变法中他又是最早提出废除科举的，在上书中他疾呼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他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然而在日记与给子女的信中，他一面埋怨科举耗费精力，一面又说“若非科举出身，所言不见重于当世”，作为一个国家级科学家和启蒙者，尚不能摆脱科场惯性，良可浩叹。 矛盾三：是坐而论道还是起而力行？ 1905年他与孙中山在英国有一次谈话，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孙中山则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一个是“知易行难”，一个是“知难行易”，而今看来依然深感其解决之两难。 矛盾四：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鼓吹者还是反对者？ 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除了宣扬达尔文科学的自然进化论，还掺入不少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众所周知，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军国主义的理论渊薮，当时自然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都对中国的精英阶层产生极大影响。然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国内颇有以为德国不会失败，反对对德宣战，而严复却说：“西方一德，东方一倭，皆犹吾古秦也，……德有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谓战为人类进化不可少之作用……殊为谬说……故使果有真宰上帝，则如是国种，必所不福。”又说：“日本以岛国而为君主立宪，然其国训民，不取法同型之英国，纯以德为师资……夫德国既不为上帝所福，则学步之日本，其不福也更更可知。”严复于1921年去世，直到二战德日败亡后他的这段话时常被引用，不可谓目光远大，令人叹服。 矛盾四：是立宪还是共和？ 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后，严复有一个污点确实不易洗刷，他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为袁世凯称帝劝进，现在的研究资料表明他是被杨度硬拉扯上的，有些委屈，但却与他一直主张“渐变”反对共和的态度有关。严复一面认为应该君主立宪，另一方面又认为“孰为君主乃绝对难题”，这样他与北洋系的渊源就占了上风，严复留学回国后一直受知于北洋系李鸿章、荣禄、袁世凯三领袖，戊戌变法失败后，若非李鸿章与荣禄力保，严复是有杀身之虞的。所以即使是乡先贤，我们也无需刻意为之讳言，但他的渐进改革的思路却发人深思。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有一个名字渐渐被国人记起，那就是“陈寅恪”。“陈寅恪热”先是发端于学术界，继而蔓延至整个文化领域，二十年间以至于“海内争说”。有评论认为，这是在经济日益崛起的背景下，中国人寻求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但无论如何，在学术腐佳节又重阳败频发、“大师”衔头日益贬值的今天，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和道德人格确实足以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偶像。而鲜为人知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家世与福建的渊源。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宏博精深，贯通中西，海内外学界谓之“义宁陈氏之学”。义宁在清朝时是江西义宁州，民瑞脑消金兽国后分为修水、铜鼓两县，如今江西修水县为纪念陈氏父子五人，建有“五杰广场”。《辞海》“陈寅恪”条注“江西义宁（今修水）人”，由此看来，陈先生是江西修水人似乎已是铁板订钉。但令人奇怪的是，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清末开明官僚，曾任湖南巡抚，因参与戊戌变法，与陈寅恪父亲陈三立一起被“革职永不叙用”）却在《义门陈氏宗谱》（该谱于光绪二十一年修成）序言中署名为“义门汀州庄三十三世孙宝箴”。 所谓“义门”即“义门陈氏”，是中国陈姓的一个分支，“汀州”即福建汀州府，“庄”是分支下的房号。也就是说，陈宝箴自认为是福建汀州人。陈宝箴是“赏头品顶戴”的封疆大吏，为“义门陈氏”中官衔最高者，被公推为重修的《义门陈氏宗谱》作序；中国人慎终追远，修宗谱被视为家族事务中最为严肃隆重的事情，以陈宝箴的地位在这种场合绝对不会笔误。由此推演，是不是也可以说陈寅恪先生是福建汀州人？甚或广而言之是福建人？ 时下，争抢名人故里的官司层出不穷。如，前年理学大师朱熹诞辰880周年，两省四地——福建的尤溪县、建阳市和武夷山市，以及江西婺源市，以“朱熹故里”为名，各自倾注地区和省域之力，汇聚总量超过40亿元的资本项目，作为圣人“寿礼”。据报道，就连西门庆之类小说中的恶人都有两个县在抢，更遑论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学术泰山”“文化昆仑”。说陈寅恪是福建人，相信江西人一万个不答应。那么，最重要是陈寅恪先生自认为是哪里人？ 1965年夏至1966年春，时陈寅恪先生双目已盲，风烛残年，他预感政治大风雨将至，感叹“盖棺有日，出版无期”，作了平生最后的著述，即《寒柳堂记梦》，详细记述了自己的家世、婚姻，以及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参与的清末政治活动与重要人际关系。可惜此稿在“文瑞脑消金兽革”动帘卷西风乱中大部分散佚，仅存残篇，后由陈先生的学生蒋天枢和刘适先生整理成《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该文有极重要之线索云：“郭筠仙嵩焘《养知书屋文集》二一《陈府君墓碑铭》略云：陈琢如先生讳伟琳。祖鲲池由闽迁江西之义宁州，再传而生先生。……” 郭嵩焘与左宗棠是儿女亲家，是清末开明派官半夜凉初透员，与陈宝箴很要好，陈宝箴就请他为父亲陈伟琳写了墓志铭，墓志铭中说，陈伟琳的祖父陈锟池由福建迁居江西义宁。这就说明陈宝箴自署“义门汀州庄三十三世孙”是言之凿凿的，那么陈姓家族是何时由福建何地迁往江西的呢？ 不久前出版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年谱长编系列”之《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先生六世祖讳腾远，谱名公元，字锟池。始自福建上杭中都琳坊迁江西义宁州泰乡七都竹塅里。” 明末清初，义宁州因连年兵燹，时遭水旱灾害，死丧及逃难者甚多，大片抛荒田地无人耕种。“民无遗类，地尽抛荒，官虽设，无民可治，地已荒，无力可耕，无赋可征”的状况引起清朝统治者的警觉，康熙十七年（1687年），义宁州亦颁布了“奉谕招民”垦荒优待政策，在此背景下，大量闽粤赣客家人迁徙义宁州。资料显示，至康熙末年，入迁义宁州者近万丁，尤以上杭客家迁入人数最多。《（江西修水客家）陈氏族谱》也记载，清雍正庚戌年（1730年），陈公元（即陈鲲池）与其兄公远、弟公升与同乡结伴迁往义宁州安乡十三都护仙坑，结棚栖身，种兰为业，三十年后迁泰乡七都竹塅创业定居。 中国人认定某人为某地人是以籍贯为准，而籍贯在惯例上是以祖父的户籍为准，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于咸丰元年（1851年）中辛亥恩科举人，隶属江西义宁怀远籍（怀远是清政府专门为客家人设的科举名目，以便与本地土著区分，不占土著的科举名额），陈寅恪于18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因此精确的表述应该是陈寅恪先生是客家人，祖籍福建上杭，籍贯江西修水，出生地在湖南长沙，当然他是无可争议的江西修水人。 之所以如此详细地考证，是为了坐实陈寅恪先生是客家人，并由此引出陈寅恪先生名字中的“恪”字应该怎么读。“恪”字的读法本无疑义，只有一种读音念“客”，但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名字，民瑞脑消金兽国以来所有的国学大佬以及陈先生的家人都读作陈寅恪（却），却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此事本无关紧要，却系乎风雅，遂酿成当代学术界一大公案。1996年12月25日《团结报》发表《“恪”字读音》一文，说“客家人习惯将‘恪’读què。义宁陈氏一直保持客家传统，故陈氏昆仲名中的‘恪’字均读què。友人及学生即约定俗成随之，将‘恪’读què。因‘恪’读què系客家习惯，故诸工具书不载què音。”1997年第4期《文史知识》转载了这段文字。此说一出，影响极大。 客家有单独的语系即客家话。据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同为客家人的廖国仁回忆，“先生爱护青年，颇蒙嘉许，且因聆愚等应对，尚带客家乡音，遂亦改用客语交谈……客家人均不敢忘本，无论迁至何处传家必用客语。”（见廖国仁《关于陈寅恪先生是否客家人》），这也应了客家人“宁可抛荒，不可抛腔”的习惯。福建客家人极多，我曾询问过长汀、上杭、连城、宁化、龙岩甚至广东梅县的客家朋友，他们都说恪字读“客”，没有其它的发音。陈寅恪先生生前曾对同事毕树棠和学生刘适也说过“我的名字念kè”，仅举两例：其一，1921年，陈寅恪在柏林大学新生登记册上署名为TSChen Yin Koh。（刘桂生《陈寅恪、傅斯年留德学籍材料之劫余残件》，《北大人比黄花瘦史学》1997年8月第4辑）；其二，1924年，同为清华四大导师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亲见陈寅恪将自己名字标音为Yin ko Tschen。（赵元任、杨步伟《忆寅恪》，《谈陈寅恪》，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其怪也欤？ 近来南昌大学的刘经富教授通过语言学田野调查给出了似乎较信服的结论，他认为“恪”字在北京话里有两读，与“腭化”有关。约从明末开始，北方语系中舌根音g、k、h 的细音（韵母为i、ü的音节）向舌面音j、q、x转变。也就是说古音本没有舌面音j、q、x，今音中一部分读j、q、x声母的字是从古音g、k、h声母中分化出来的。语言学界称这种发声部位的改变为“腭化”。如“卡”字既读kǎ，又读qiǎ。北京话“客”字本有kè、qiě两读。但此说也有人不以为然。再追究下去就太深奥了，不是我辈陋学吃得消。 我在读大学时，曾听前辈师兄神色骄矜地说，陈先生的名字怎么读关乎是否学术圈中人。虽然不无矫情，但比起某时尚杂志女主编“穿秋裤绝对是土包子”说毕竟靠谱，也是我的另一位跑时政的大记者师兄对此说很谢特，他曾亲眼目睹布莱尔、克林顿西裤脚里的秋裤，此二位那可是真正的“翩翩浊世佳公子”。

蒋介石一生，似乎与福建瓜葛不多，较为显著者是1933年底的“闽变”，也称“福建事变”。1932年“一·二八”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非嫡系的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激起不满。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十九路军为主力，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州南校场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莫道不消魂命政府”，外求抗日，内谋和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调大兵压境，一面大撒金钱收买十九路军高级军官，软硬两手之下，不旋月“闽变”即告解决。这一事件几乎就是三年后“西安事变”的预演，不过三年后的老蒋要狼狈得多。 近年，随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蒋介石日记，蒋介石早年在福建的一桩事迹逐渐浮出水面。大陆研究蒋介石日记首席专家杨天石教授穷数年之力，于年前出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下册），该书开篇第一章《日记现状》载：“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的日记约始于1915年，28岁，止于1972年8月，85岁，距离去世只有3年。这一年，蒋介石手肌萎缩，不能执笔，因此停止了长达57年的日记。蒋的这57年日记，遗失4年。其中1915、1916、1917三年，遗失于1918底的福建永泰战役。当时，蒋介石遭北军袭击，孤身逃出，日记、书籍大部分失落。” 笔者祖籍福州永泰，幼时即听闻乡曲父老有所谓“蒋介石当过7天永泰县长”的说法，只是碍于当时形势，说者闪闪烁烁，含糊其辞，听者战战兢兢，不敢深究。至前些年从事文史钩沉工作，欲加验证，又苦于史料缺失，只得归入稗官野史一类。日前研读杨教授大作，方知此说绝非讹传，试将此事敷衍大概。 话说1911年11月9日，福州光复，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在八闽首府宣告终结。遗憾的是，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成功不久，各派势力你争我夺，陷入激烈纷争。不久，北洋军阀李厚基入闽，1913至1922年间，掌控福建军政大权的正是此公。说来李厚基与福建也颇有些缘分，李厚基出身天津小站，是袁世凯的部下，充过李鸿章亲兵，又是民瑞脑消金兽国首任海军总长刘冠雄的学生。刘冠雄，福州人，出身马尾船政学堂，民瑞脑消金兽国第一位海军上将，是启蒙大师严复的学生。李厚基到老师家乡主政，倒也尊老重贤，当即买下林觉民故居送给太师傅，由于严复、刘冠雄与北洋系渊缘极深，李厚基以此为靠山，不久升任福建镇守使。袁世凯病死后，李厚基改投皖系军阀首脑段祺瑞，任福建督军兼省长，这就埋下了与广东革莫道不消魂命军冲突的根由。 1913年3月，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原定组阁的宋教仁被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二次革莫道不消魂命”爆发，蒋介石被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派往沪军策动起义，失败后随孙中山流莫道不消魂亡日本。1914年夏，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回国，主持沪宁讨袁之战，后因事前泄密，遭袁世凯通缉，再度流莫道不消魂亡日本。1915年底，袁世凯复辟，蒋参与筹划上海反袁武装起义，未及举事，再度流产，随即辗转于沪浙闽粤诸地之间蓦集钱款，招兵买马，积蓄实力。1917年7月，张勋复辟被粉碎后，重掌国政的段祺瑞政府捍然宣布废除《临时约法》，孙中山南下广州，在西南军阀支持下开始“第一次护佳节又重阳法运动”，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南下，并上呈《对北军作战计划》和《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奉孙中山委派，担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转战粤、闽边境，意在武力夺取省会福州，以声援护佳节又重阳法之战。   　　 　　 1918年9月26日，蒋介石被擢升为第二支队司令，设司令部于漳莫道不消魂州长泰。蒋介石一直以来都是担任军事幕僚角色，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带兵打仗。此时的蒋介石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亲拟一文告，云：“伏愿而今而后，战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华，平定全亚……完成革莫道不消魂命伟大之盛业”，决心大显身手，一展抱负。 11月19日，蒋介石率部从长泰出发，北上作战，准备进攻福州。可没几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和同盟国投降而告终。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局势也随之发生变化。北京政府徐世昌总统下令国内各军阀罢战退兵，美、英、日、法、意五国驻广州领事也劝告广州军政府平息战争。12月7日，在蒋介石已占领永泰重镇嵩口正准备向福州的门户永泰县城关进发时，接到了司令部的停战命令。 半月来长驱700里，孤军深入的蒋介石，不甘心就这样功败垂成，仍继续按原作战方案实施，待8日（农历11月初六）攻克永泰县城后，才发布了停战命令。 时任福建督军兼省长的李厚基，对蒋介石来闽早有戒备，暗地里调兵遣将，策划武力驱蒋。他先是满口承认“各自原防之约言”，但仅过三天，便出兵反东篱把酒黄昏后攻，于15日夺回永泰。这个袭击，打得蒋介石猝不及防，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及敌军攻入城中，中正只身冲围而出”。这一仗，使蒋介石丢掉了以往3年的日记和两部军事书籍：一本是德国莫道不消魂军人非常重视的《巴尔克战术》，另一本是普鲁士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蒋后来不无惋惜地回忆说：“可惜我爱读的这两本书，都是圈点过好几回的，不幸在福建作战时，竟告遗失。”可见蒋介石逃离永泰时的狼狈了。时至今日，永泰的老人们还津津乐道地讲述这一故事：一说是蒋介石多亏一船民的搭救，才逃离险境；二说是蒋被一老妪藏于水缸，躲过追兵，情节几近于《沙家滨》中阿庆嫂搭救胡传魁。为报救命之恩，蒋介石还赠送给这位恩人一块怀表，这块怀表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中被作为“人民公敌”收买群众的赃物展示过，可惜现在不知下落。 逃回漳莫道不消魂州后，蒋的上司、讨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对他多方抚慰，说兵败“非关吾兄处置不当”。但蒋介石对自己的首次率兵出征即告惨败始终耿耿于怀，他从永泰的得而复失，总结出了两条经验：一、“至此更得一最大教训，即孤军深入，只有胜猛进，达到目的地而后止”；二、“万不可中途停顿，更不可对敌守信也”。通算蒋介石攻入永泰到遇袭败走，前后正好7天，亦佐证乡曲野老“蒋介石当过7天永泰县长”之说。 由于蒋介石后来成为民瑞脑消金兽国军事统帅及国家元首，故其在闽期间军事上曾遭败绩因有损形象，本人亦极不愿意提及这段“走麦城”的不堪回首之往事，可能是造成这一小段史实鲜为人知的原因。然而通观蒋介石一生，他“走华容道”的事整整三次：第一次在永泰：第二次是1925年9月东征陈炯明时被他的学生——也就是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传奇大将陈赓所救；第三次则在“西安事变”，张学良上演“捉放曹”，就更广为人知了。作为如此级别的军事统帅，“华容道”连走三次居然安然无恙，除了命大，真正无可解释。

因为写一些历史掌故类的文字，二十四史是要经常翻阅的，翻久了，就难免生出遗憾。比如纪传，《史记》之后大抵枯燥如年谱，史料倒也详实，只是见事不见人，仿佛北方的皮影戏，或者元宵节的走马灯，其若淮阴侯胯下忍辱之类的文字是很难见到了，传主的性格往往湮没于历史的大叙述中。西哲有云“性格决定命运”，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先生大约有感于此，对廿四史作了“断烂朝报”的苛评，惟独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余“心有戚戚焉”。 易代之际，每有异人。明末清初，有这么个秀才，弃笔从戎，平三藩，复台湾，抚人民，有大功于八闽，却以“难言之”因，史册不能彰其功名，更遑论“落个书生万户侯”了。这个人就是清初福建总督姚启圣。 姚启圣，字熙止，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史稿》说他“少任侠自喜”，真是罕见。中国历史上的“任侠”精神起于春秋战国，盛于汉而终于唐，大致包括下面数端品行，即：排难解纷、效功当世的襟怀；轻财好施、重交谊重恩义的操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风度；尚武轻儒的意识，以及豪荡使气、不以礼法为意的个性。南宋以降，理学大倡，三纲五常之下任侠之人几无生存空间，后世学者视之为汉唐精神消靡之一端。 根据《清史稿》记载，姚启圣曾在明朝末年考过秀才，顺治初年清军南下江南，姚启圣正在通州（今江苏南通）游历，被当地土豪侮辱，一怒之下投了清军，不久就以军功当上通州知州，他抓住土豪“杖杀之”，恩仇一了即“弃官归”。回到老家有一天郊游，见两个八旗兵抢掠妇女，他“故与好语，夺其刀杀之，还女子其家”。之后，潜逃外地依附族人，投入汉八旗中的镶红旗，行伍之际不忘读书，竟然考取康熙二年八旗乡试第一，成了“旗解元”，当上了广东香山知县。他的前任因拖欠巨额公半夜凉初透款下狱，姚启圣上书说代为尝还，在任上大开海禁，很快就还清了欠款，不久就以“擅开海禁”——现在的说法叫搞走私，被弹瑞脑消金兽劾罢了官。回到老家做了七年贸易，获利巨万，成为一方富豪。如果天下太平，他还说不定弃绝功名成了清初的胡雪岩呢。 不料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爆发，福建的耿精忠攻入浙江，姚启圣招募数百健儿投入清军东南主帅康亲王杰书帐下。行军打仗姚启圣奇计百出，杰书很是信任，康熙十五年清军越仙霞关攻入福建，耿精忠投降，姚启圣任福建布政司，令人咄咄称奇的是姚启圣这期间的军械车马费全部出自私财，可见他做贸易获利之丰。康熙十七年，姚启圣升任福建总督，率军与盘据台湾、占领闽南的郑经展开拉据战，至康熙十九年占领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将郑军逐回台湾，姚启圣进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姚启圣主政福建有两项重要德政。其一，清军在福建平叛期间对百姓极为野蛮，地方不堪其扰，姚启圣认为“兵丁尽占民房，米谷发县采买，伕徭繁重难当三事，为害最烈！”，因此他时与“捍将骄兵悉力相持”，严格限制清军滥占民房，明确征用民夫名额，严令禁止其他杂派，还举荐20名清正廉能官半夜凉初透员，改革地方弊政，连康熙都说“闽督今得人，贼且平矣”；康熙十九年，福建大局已定，姚启圣奏请撤回满洲兵，满洲兵竟挟裹两万多名百姓北上，其中大多为妇女，姚启圣再三恳请康亲王杰书下令“有私挟良民同行者斩”，随后又不惜重金将百姓从官兵手中赎出，发予路费还乡，百姓感泣不已，“姚公活我”传遍八闽。其二，清军为防止百姓私通接济台湾郑军，下令沿海人民全部迁入内地，越界者死罪，沿海百姓倾家荡产，姚启圣再三奏请“开海界、复民业，听降卒垦荒”，“闽人出汤火之阨”，福建沿海经济逐渐恢复，为收复台湾打下基础。 姚启圣一生最大的功业是收复以及后来治理台湾所起的关键作用。今人论及清初统一台湾，大多认为“康熙得其人，施琅收其功”，实则姚启圣居功至伟，贡献不在二人之下。施琅于康熙元年就担任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六年在《边患宜靖疏》中奏上进取台湾的方案，康熙虽然十分重视，却让施琅坐困北京十年，其原因一是大陆时局未定，进攻火候不到；二是施琅有一子施齐被俘在台，康熙心存疑虑。康熙十五年，姚启圣任福建布政司时就认为，福建水师提督之任非施琅不可。其后两年间他不惜“逆龙鳞”，五上奏章举荐施琅，甚至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保，直到康熙十七年，施齐被郑经所杀，又加上福建籍大学士李光地的举荐，这才让施琅复任福建水师提督。康熙二十二年，发兵攻台，“上命启圣同琅进取”，实则施琅为前锋，姚启圣掌中军及后勤；到攻下澎湖，姚启圣“以大舟载金、缯、货、米至军，大赉降卒，遣之归”，使台岛军心动摇，民心归附，又用反间计让郑克塽、刘国轩相互猜忌，将帅离心，终于一举收复台湾。这些事迹都载于典章，可见姚启圣的战功并不下于施琅，缘何先锋封侯，而主帅无功？——事后施琅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而姚启圣不仅无一字褒奖，第二年“部议以启圣修缮船舶、军械，浮冒帑金四万七千有奇，应追缴，上念其劳，免之”，姚启圣不久背疽发作，郁郁死于任上，家中“肃然无储蓄，诸子卖田以葬，贫如故”，这说明了姚启圣不仅没有贪有暗香盈袖污的嫌疑，连早年贸易所获的巨利也全都倒贴了公家，然而朝廷却悭吝到连个谥号也不封。 《清史稿》把姚启圣和施琅合传，对这事的解释是“既克，启圣告捷疏后琅至，赏不及”。捷报来得晚了就不赏了，康熙是有名的“圣君”，恐怕没那么简单！《清史稿》又补了一句极为晦涩的“功名之际，有难言之矣”，这算是为“圣君”讳吧。此事暂按不表，先说收台之后台湾的善后处理，当朝的满族权贵大都主张弃台迁民，又是姚启圣最先上书力陈保台，四个月后，施琅也上了相同意见的奏章，康熙这才下定决心在台湾设一府、三县、一巡道，并常年驻军，台湾这才真正归入大清版图。 姚启圣有大功于国而不得封侯，我以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康熙不喜欢他的任侠性格，故意压制，任侠者轻财好施，尚武轻儒，不以礼法为意，天下未定君王用其才，天下已定，则重儒崇礼，千古帝王术也，康熙中年以后大倡理学，便是明证；其二，姚启圣朝中靠山康亲王杰书已失宠，他远在福建无力结交权贵，而他又与施琅失和，施琅通过权相明珠不断在康熙面前打小报告，抑姚扬施；第三，过于超前的眼光不能见容于时代，收台之后姚启圣自知来日无多连上八个奏章，除保台之疏外，最著名的当属开六省海禁，以促进贸易，增盈国库，即使圣明如康熙，也指斥他“颇多虚妄”，并命令停止他“议叙之旨”，殊不知两百年后，正是海上来客让康熙大帝的子孙受尽屈辱，姚启圣的远见卓识不能不令人叹服。 平心而论，像姚启圣这样于政治、经济、军事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通才，在任何时代都会发光发亮，而他这样的性格应由太史公作传，厕身于《清史稿》，实在太憋屈了。

八闽之地自开化以来功名最盛者莫过于林则徐了，在封建社会的评价体系内，他是有清一代数一数二的“能臣”“廉吏”，民瑞脑消金兽国以后直至今日又有“民族英雄”“禁毒先驱”和“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三大荣誉，这都已经是历史教科书里的定论。 然而盛名之下谤亦随之，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爆发，道光皇帝就以“轻启边衅”为名将他撤职发配，明眼人都知道那不过是道光皇帝屈服于英国人的压力而找的台阶，林则徐的老师时任军机大臣的王鼎就以“尸谏”这种激烈的方式力保林则徐；1850年林则徐死在去镇瑞脑消金兽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路上，第二年继位的咸丰皇帝就急急追赠太子太傅，谥号文忠，并令各地建祠堂以志纪念，这多少有点替父还债的意思。但“轻启边衅”的说法也影响了一些人，最著名的当属蔡东藩，他在《清史演义》中说林则徐“性急”“操切”，由于蔡的《历代通俗演义》发行量极大，这多少影响了林氏名声，好在蔡东藩不算严格意义上历史学者，《历代通俗演义》也就相当于现在非常流行的《X朝那些事》的民瑞脑消金兽国版，所以无伤大雅。真正的“毁林”者首先是洋务派名人如徐继畬、曾纪泽，以及后来几位治清史的专家。 徐继畬也是晚清名臣，历任广西、福建巡抚、署理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他力主禁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任福建汀漳龙道时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沦陷，他沉着备战死保晋江漳莫道不消魂州，他还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福建任内编著的《瀛环志略》与林则徐的《四洲志》是魏源编著《海国图志》最重要的底本。徐继畬与林则徐的恩怨产生于“神光寺事件”—— 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一名英国籍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要求在福州城内乌石出神光寺租屋居住，得到侯官县县令兴廉盖印批准。徐继畬得知此事后，立即对兴廉严行申斥，并饬令其设法劝逾英人搬出神光寺。但金执尔以此事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文翰批复处理为词予以拖延。数日后，福州便出现了绅士公呈，要求英人立即退出神光寺。英入看到公启后要求徐继畬保护。徐继畬将计就计，立即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巡防。其目的是想既能避免发生外交上的冲突，又能设法迫使英人搬出神光寺。为此，他一方面设法劝阻百姓不找英人就医，一方面阻止匠人不为英人修复已破旧漏雨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英国人不久便搬出了神光寺。但是，在籍养病的林则徐对徐继畬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与此同时，在京的一些福建籍的官僚根据福州绅士们的意见，多次上书弹瑞脑消金兽劾徐继畬，咸丰皇帝最后以徐继畬“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为理由将徐继畬革职并召回北京。凭心而论，徐继畬是一位敢于抵抗侵略的爱国者，在神光寺事件中，他基于对英国情况的详细了解，也基于对福州民情了解，采取不以微小事端酿成大的外交冲突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而福州绅民对外国人持有敌视情绪，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徐继畬毕竟是厚道人，他只是在家信中说“巨绅林则徐” “意在沽名，急欲驱逐”，在他的个人文集《退密斋文集》中还赞扬林则徐为“忠忿所激，洵足令人钦重”，只是“博一时之名望，而不计黎庶之安危”就不可取了，客观地说徐继畬在“神光寺事件”里确实有点冤。 徐继畬的遭遇在曾纪泽看来就特别地“心有戚戚焉”，他在《出使日记》中说：“余论林文忠之贻误事机而获美誉。……至今士大夫犹有极口赞叹，谓林文忠而在，外患当不至此极者。盖亦纯采虚声，不核其实，一唱百和，牢不可破尔。……诸臣不识事实，昌言为之讼冤，至有以死谏者（指王鼎）。天下是非、毁誉不易明白，此其证也。”（见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半夜凉初透国日记》“光绪五年”条） 曾纪泽如此激烈地指责连乃父曾国藩都极为敬重的林文忠公，原因何在？落脚点当在“天下是非、毁誉不易明白”这两句话，实为乃父和自己辩诬也。曾国藩的政治光谱极为复杂，他集理学名臣、清流领袖、湘军首脑、洋务运动发起人于一身，他自认一生功德圆满，惟一事引为“巨憾”：那就是“天津教案”。 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莫道不消魂国天主教堂前面。法莫道不消魂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莫道不消魂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莫道不消魂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莫道不消魂国侨民、3名俄半夜凉初透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莫道不消魂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莫道不消魂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莫道不消魂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派崇厚率使团赴法莫道不消魂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令朝野哗然，清流也齐声唾骂，湖南同乡会甚至发檄开除曾国藩乡籍，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曾国藩自己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第二年就郁郁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时年61岁。 曾纪泽写下这条日记时是光绪五年，当时太平天国已经剿灭，列强出于势力平衡也没有太大的军事动作，清王朝进入短暂的所谓“同光中兴”。但是朝内保守势力强大，外交事务尤其难办，驻外使节被称作“离父母之乡，不事人事鬼（洋鬼子）”辱没祖宗的差事，为清流士子所不耻。与此同时，清廷正与俄半夜凉初透国交涉被强占的伊犁地区，钦差大臣崇厚擅自签下卖有暗香盈袖国条约，被举国唾骂之外还下狱论斩，曾纪泽此时正在西欧运动列强逼俄半夜凉初透国让步——一年后果然派他出任全权大使签署了还算不太吃亏的《伊犁条约》，由此可以推断他的处境和心情，自然也会联想到乃父曾国藩当年办“天津教案”的下场。 然而作为明眼人，曾纪泽知道以大清国力打是打不过，能做也就是李鸿章临死前说的“裱糊匠”事业，而朝内那些昧于内外大势的清流士子口口声声不惜一战，动辄抬出林文忠公作偶像，也就难怪曾纪泽迁怨于林则徐了。但徐继畬、曾纪泽这些写于日记、家信的牢骚话被后来的一些否定林则徐的史家如蒋延黼、萧一山、茅海建等人频繁引用，成为同时代人质疑林则徐功名的证据。 另一条最常被“毁林”者引用的证据则出于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日（1839年9月1日）上的奏章，内有一段“夷兵除枪炮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而结束严紧，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认为林则徐对英国士兵的认知停留于夷人膝盖不能弯曲的水平，那真正是厚诬古人了。其实，林则徐赴广东禁烟之前就极为关注洋务，到任后又先后编译了包括《四洲志》《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华事夷言录要》《滑达尔各国律例》和《洋事杂务》六种，连当时英国商人在下议院作证时都说，林则徐是清朝大臣中最了解洋务的，备战也最充分，建议北上攻取广东以外的地方。也就是在这篇奏章里林则徐指出英国人船坚炮利，取胜之道只有诱其上岸，诱其深入，坚壁清野，发动全民，有军事专家指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针对外来侵略强敌使用“人民战争”之滥觞。 当然，史家“毁林”从来不敢一否到底，我以为除了不能置身历史语境外，最根本的出发点还是中国的治史传统——“春秋责备贤者”。

         有一个词近来很时髦，曰：“民瑞脑消金兽国范”。始作俑者是陈丹青先生，此语一出大有应者如云天下景从之势。借古讽今是作文章的一大法门，而近来科技文化界暴出的丑闻又实在不象话，所以就难免拔高了民瑞脑消金兽国时期文化界的整体形象。其实民瑞脑消金兽国文化界的风景也不是一片亮丽，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被誉为“新儒林外史”，三闾大学上演的一出出闹剧虽是小说家言，其实皆有所本，反而是黑道人士的一句口头禅——“有人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恩怨”——更贴近事实。上期“本地事”专栏介绍鲁迅来去厦大的缘由，提及“大先生”与顾颉刚先生及现代评论派的矛盾，因篇幅原因未能展开，本期详述之。        从面上看，鲁迅与顾颉刚在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大学期间还是君子之交，并未发展到后来在广州中山大学那样的誓不两立。顾颉刚赠送鲁迅自己编的宋濂的《诸子辨》，鲁迅则函请日本友人抄出内阁书库所藏明本《封神榜》序言给顾颉刚，帮助顾解决撰写《封神榜》序言缺少资料的苦恼；直至鲁迅离开厦大前夕，两人一起到《民钟》报社去澄清“鲁迅之行系由国学院内部分为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派与鲁迅派之故”的传言，鲁迅登船之际顾颉刚专程来送，并握手话别。然而私底下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鲁迅在厦大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这学校，就犹如一部《三国演义》，你枪我剑，好看煞人。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在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这两句话极富玄机，“三国演义”指的是厦大中的“尊孔派”（即以校长林文庆为代表的守旧派）与“反孔派”，“反孔派”又分为“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派”与“鲁迅派”；“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具体地说是“五四”运动前后形成的“《甲寅》《学衡》派”（以《甲寅》《学衡》两本杂志为阵地的文化守旧派，代表人物如梁启超、严复、章士钊、辜鸿铭、林纾、王国维、陈寅恪等）与“《新青年》派”（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的文化革莫道不消魂命派，代表人物为陈独秀、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李大钊、周氏兄弟、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等），这里面又夹杂着“海龟派”与“土鳖派”、“东洋派”与“西洋派”（即流日与流欧美）、“浙派”（如周氏兄弟、郁达夫、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沈尹默等浙江籍人士）与“皖派”（陈独秀、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等安徽籍人士）的人事矛盾，这些人无一不是学界泰斗与文化巨匠，在蔡元培先生“兼容并蓄”的大旗下尚能各说各话，待到蔡元培离开北京后矛盾就彻底激化。说好听一点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难听一点说是“学界倾轧”也未尝不可，要理清这些恩怨瓜葛，真是“六月里冻死一只老绵羊——说来话长”。 鲁迅在信中说：“在（厦大）国学院里, 顾颉刚是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之的信徒, 另外还有两三个, 好像都是顾荐的, 和他大同小异, 而更浅薄。” 具体指顾颉刚及与顾关系密切的陈万里、潘家洵、黄坚等人。“他们面目倒漂亮的, 而语言无味, 夜间还唱留声机, 什么梅兰芳之类。” 顾颉刚是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学生,自称“只佩服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陈源（陈西滢）两个人” 。他与鲁迅既是北京大学同事, 又一起被聘到厦大, 任国学院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语丝》同仁坚决站在学生一边，而《现代评论》则认为学生过激，因而处于尖锐的对峙状态, 鲁迅与陈西滢作为双方的代表人物, 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作为陈西滢的佩服者, 顾颉刚是站在《现代评论》一方的, 他对鲁迅“甚生恶感 ”, 认为鲁迅“对人挑剔诟谇, 不啻村妇之骂也”。而这期间出现的鲁迅“抄袭”公案, 更无法使鲁迅对“陈西滢之流”宽容。 1925 年1 月21 日,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2 卷第50 期上发表《“剽窃与抄袭”闲话》, 含沙影射鲁迅“剽窃”, 称自己“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因文中没点鲁迅的名, 鲁迅也就不予回应。1926年1 月30 日, … Continue reading →

篇幅有限,只一个页码,都可以展开,以后找机会吧. 开栏的话        小时候，我家隔壁是一家箍桶店，店里的师傅除了做木桶，也做蒸笼，老板娘则用竹子编织竹篮、桌罩、畚箕、簸箩之类的日用品。每天放学，我都会坐到那里，饶有兴致地观望他们用那双巧手做工的模样；有时也会在他们休息时，借用他们的工具把废料做成不知所云的玩艺；但更多的时候是惊异于师傅们用片刻的功夫竟能把一根根竹条编成美丽又实用的物件，在我眼里他们就是神奇无比的魔法师，工匠这一职业一度成了我的向往。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适合于地域风土的工匠职业，慢慢地不再被人们的日常所需要了。工匠们一个个精工细作、破损后还要修修补补的东西从生活中消失了。它们变成机械化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成品。既看不到生产它们的工人，也用不着考虑如果用坏了再修补修补接着用的问题。“用坏了扔掉”看上去是一种新的、合理的消费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已经成为主流的消费文化。        童年记忆中工匠作业时工具所发出的声音没有了，他们的作坊没有了，隔窗观望他们的孩子也没有了。出自工匠之手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有的因为没有人继承的缘故，他们手里的活计正在成为最后一件。        十年前，我在《福建日报》文艺部工作，在采访中曾经是福州工艺象征的“老三宝”“新三宝”已经很难看到，牛角雕、锡雕、螺钿、软木雕还有漆画中的某些工艺已经绝传，侨胞回乡也大都失望地离去，我邀请了九位还健在的国家工艺大师合了一张影，心中祈祷不要“人亡艺绝”。与此同时，那些曾经为百姓喜闻乐见的曲艺艺人和团体，也在诉说处境唯艰，来日堪虞。        好在不久后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部门开始了保护计划的实施。旅游业的勃兴，也给了些许生存的空间；“手工”与“DIY”成为消费的一种潮流。但是作为旅游产品保存下来的工艺和口头遗产，同原来——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相比，已经徒剩躯壳，它们存在的生态确实无法恢复。更令人担忧的是，主事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大都停留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浅层次思维。        其实，文化之于经济的影响，绝非搭台与唱戏这么简单。旁观我们的近邻日本，在二战后的工业振兴中，民间工艺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日本民艺学研究的杰出人物柳宗悦同时也是对日本现代设计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他从民间工艺与人的生活质量的关系中，得出美的物品必然形成美的生活必然培养美的情操的结论，这个著名的公式在日本经济崛起中，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共生的两极。因此，我们将日本的传统保存和发展视为文化战略的楷模。        仅就本土而言，福州是中国的四大工艺中心，福建是中国的戏曲大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繁多，形态各异，非专门的研究者不能尽识。从本期开始，《传媒天地》将新设一个栏目“，，，，”，旨在介绍介绍和宣传，也作为读者认知本土文化的一个窗口。 福建历史上的印刷与文化中心        活字印刷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随着印刷技术的数字化，宁化的木活字印刷能够作为活态保存至今，实属异数，因而弥足珍贵。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将认知停留于此，则远远不够。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宁化的木活字印刷只是福建印刷历史的支脉和余绪，其印刷内容也仅限于家谱、佛经道藏、私塾课本等，而历史上福建最为辉煌的却是以建阳为中心的雕版印刷，也就是版本学上说的“建本”。        中国不仅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地，也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由于汉字是象形文字——仅常用字就有5000多个，故从数量而言，雕版印刷的书籍要远远多于活字印刷。中国古代的印刷业从北宋开始大繁荣，形成以地域为中心的发展形态。北宋初年以蜀刻为盛（蜀本），两宋之交以浙刻为精（浙本），南宋时闽刻（建本）数量最多。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建阳旧称）为最。”“建阳麻沙（今建阳麻沙镇）、崇化（今建阳书坊镇）两坊产书，号图书之府。”（宋·祝穆《方舆揽胜》）。福建版印刻书“肇于五代，绵亘于前清”，刻书印业之风之盛延续六百多年，历史之久、规模之大、延续年代之长，在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顾廷龙先生有言，“建阳书林之业自宋迄明六百年间，独居其盛。”（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宋初至明代的六百多年间，建阳书坊的刻书不管从数量还是品种都占中国图书销量的一半以上，不仅“建阳版本书籍行于四方者，无远不至”（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8），而且“书通高丽、日本”，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巨大贡献。日本学者武尻正义说，“东北亚支那（中华）文化圈之形成，建本乃其重要之载体。”        时至今日，“书市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的景象只能在典籍中去想象了。而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当年福建在南宋成为中国印刷业中心的同时，以朱熹为首的学者创建了“闽学”（即理学），福建首次成为中国的文化学术中心——也是唯一一次，我们不好说是谁养育了谁，但这两个中心的同时出现与并存有其必然。        此外，“建本”虽然存在“制作粗糙、刊印不善、校勘不精、脱讹时见”的通病，但其从制版、印刷的全过程完全是市场化运作，印刷的最主要内容是历书（今天的日历）和话本（即通俗小说，如《平话三国志》《画版金瓶梅》《画本水浒传》及各类曲本（演剧的文字本）等），因价廉通俗而广受当时社会大众的喜欢，今天这些白话文本已经成为我们文学传统最重要的东西了。 与此同时，由于本地文人把收藏图书作为风气——文献载南北朝之后福建藏书家多达400余人，遂将居于中华东南一隅的文物小省锻造成“海滨邹鲁，文献名邦”。 之所以拉杂这么多，一是想我们免于无知所导致的妄自菲薄；二是以史为鉴，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提供历史的助力。 有关“博饼”的随想 转眼中秋要到了，编辑拿着博饼的资料说，写一篇吧。而我倒是想起一个月前的“七月半”。        8月24日（农历七月十五）那天，妈妈很罕见地打电话到办公室，慎重嘱咐晚饭一定要回家吃。到了家，发现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孩子也都回来了，祭桌上早就摆好了酒、饭、菜。烧香祭拜后，全家聚餐。过节，孩子们自然都高兴，但总难免要问一下“为什么”，微醺的父亲说，“福州从前的‘七月半’是很热闹的。”        其实，何止是90后、新世纪的孩子对“七月半”已经隔膜，就是我们这些60后、70后也大都不明就里了。 “七月半”俗称“鬼节”，佛教称“盂兰盆节”，道教称“中元节”。专家考证，七月是小秋，有若干农作物成熟，先民要祭天祀祖，报告秋成。佛教传入中国后，在这天要做“盂兰盆会”，所谓“盂兰”乃梵语“倒悬”的音译，“盂兰盆”是“救倒悬器”，因为有“目连救母”的故事相附会，增加了孝亲的内容。中国土生的道教将这天定为地官诞辰，地官管阴间，所以要祭鬼，世代沿习，“七月半”遂成“鬼节”。关于中国人过“七月半”，南北朝以后的史乘、方志、笔记、小说无不备述，各地有各的过法，可说是俗、释、道兼容的一个多元民俗节日。解放后，因为“破四旧，除迷信”，“七月半”也就式微了。 客观地说，“七月半”确实有很多迷信的内容，文化主管部门也每每在此时给文艺演出团体打招呼，不要下乡唱“鬼神戏”。但“七月半”也有很多优美甚至向善的习俗，前者如放河灯，后者如募捐赈济、乡里联谊；新加坡和香港特区政府都在改造这个节日方面做得很成功，2010年5月18日，国家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新入选项目)，香港特别行政区申报的“中元节（潮人盂兰胜会）”入选，列入民俗项目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盂兰盆节”自唐朝传入日本后更成为仅次于元旦的大节，政府机关和企业放假都在七天至半个月，举国交通为之堵塞，笔者掌握的资料是日本多个地方已将当地最富特色的“盂兰盆节”民俗活动提报申请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也想起这些年来中国人过端午节每每不顺气，原因就在于韩国的“江陵道端午祭”已经是联合国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过于武断地对待自己民族的习俗与文化传统，有时就难免“学在四夷”而“礼失求诸野”，从这个意义上说，博饼真的很幸运。 幸运的泉州木偶头像 黄河鸣 在我所了解的福建工艺类非遗项目中，泉州木偶头像无疑是最幸运的。种种偶合的因缘促成它躲过历史的劫难和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得以流传至今。 五十年代，由于罗马尼亚的国际木偶节，江加走的木偶头像名闻国内外，他也被国际友人誉为“木偶之父”。木偶头像制作从一种手艺成为一门工艺，并多次作为国礼赠予外国政要。因着这层光环，“文瑞脑消金兽革”期间的“破四旧”没有被波及，得以五代传承有续。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张艺谋担任开帘卷西风幕式总导演，他邀请了泉州籍当代艺术家蔡国强出任艺术总监和烟火导演，泉州的提线木偶再次展现在全世界面前。假以时日，我想“爱拼会赢”的泉州人是能够将之推到与荷兰的木鞋、俄罗斯的套娃、日本的能偶相当的地位。 … Continue reading →

诗意与乡愁 ----陈铎印象     大约十五年前，奉报社编辑部之命采写了陈铎。说来汗颜，那是我初涉美术评论这个行当，当时不揣深浅，正如古语所谓的“操觚以率尔”。之后不久，我调到闽北工作，两年间与陈铎旦夕相处，茶酒之间所谈无非艺事，所见也大多书画中人，加之武夷好山水，真正的神仙日子，至今犹念。年前，陈铎来榕，说把自己的作品选了一些要出本画集，嘱我写篇序，我含糊答应了。之所以含糊，是因为陈铎的师友中多有治评论的名家，怎么也轮不到我这个“半瓶醋”来越俎代庖。但是日前，他又来电催稿，出版社的编辑也说付梓在即，等米下锅，再拖下去恐怕要误事，遂不避谬托知音之诮，勉为之。 贡布里希说“艺术史即艺术家”，但如果考察一个艺术家风格的演变，也可以倒过来说“艺术家即艺术史”。陈铎主攻中国水墨人物，偶也旁涉花鸟山水，作为美术院校培养出来的专业画家，他经过严格的造型训练和笔墨研习。中国水墨人物从徐悲鸿、刘海粟等引进西洋素描写生为基础教育，到建国后服务政治宣传和现实生活为主要题材，是现代以来中国画变革最剧烈的一个科目，也是离文人画传统最远的一个科目。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意识形态的宽松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对中国水墨人物来说，诸如人文传统的继承，时代生活的表达，当代艺术的借鉴等等，看似出路很多，实则艺路多歧，反而无所适从，这点令很多中国水墨人物画家挠头。 陈铎的方法是不羁縻于造型和笔墨的思考，直接进入自己的主题——诗意的营造。在我的印象中，孩童和青年女性是陈铎早期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形象，且多设色敷染。其中虽然不乏有为表现个人风格而着意强调元素的企图，但更多的创作冲动则来至他对童年生活的追忆，与对母性、爱情等人性情感的表达，描绘对象超越了表象，使画面充满甜美的诗意和一种静谧的虔诚。但在这本画集中，陈铎早期的代表作一幅也没有选用——所选用的作品都是近年的新作，且绝少设色，人物形象也多转变为老农、村妇，在貌似写实的外表下，诗意由甜美静谧转为粗犷深沉。如何理解这种风格的转变，或者说艺术取向上的扬弃？     不久前，在一次中国人物画展研讨会上，陈铎发言说，看到的技巧都很好，但人文气息似嫌不足。他还说中国的文人画以学养为根基，很值得研究。其言也点到为止，不违君子温厚之旨，我以为这是一个有思想的艺术家对技巧与意义，形式美感与精神价值的必然的追问。换成更白一点的话，就是三个问题：艺术为何？艺术何为？艺术如何为？ 必须承认，中国艺术处在总体繁荣的大环境中，即使遭遇了世界性的金融风暴，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依然逆势上扬，无论是古代字画，当代艺术，还是民间工艺都创下新高。有专家做过价格的比较换算，得出的结论是当今中国的艺术品价格超出历史上任何一次收藏高峰，其可比价也已超出西方发达国家。耳闻目睹，身边的书画家的作品也都是一尺成千上万的在涨，稍有名气的靓车别墅已不在话下。这其中有没有泡沫不清楚，但书画家的日子好过了却是事实，乐观者谓之太平盛世之兆。然而正如一位外国评论家的观感，现在中国的艺术家谈价格谈策略的多，谈艺术的却少了。厕身其中，陈铎虽说不上悲观，但却是一位清醒的担忧者。 陈铎说，中国文人画的语境已不复存在，但文人画家以诗文、学术、人格修练作为画外功是很值得借鉴的。他年轻时负笈远游，先治画业，再治画史批评；壮年游天下名山大川，交友广阔；中年而后似乎喜欢蜗居一嵎，不是大活动不爱出武夷山。对此他的解释是，大城市生活过于浮躁，而现在交通信息又很便利，不如守得一角好山水，等活得太累的朋友来，喝茶的喝茶，喝酒的喝酒，谈艺的谈艺。我知道这是他的谦卑之词，他是希望离名利场远一点，走一条以学养艺的创作之路。 闽北一地，山川灵秀，土地肥沃，是福建最早开发的地区，自然经济发达，也是福建唯一一次成为中国学术中心的主要地域。学术上有朱熹创立的闽学，文化上有建版图书，器物上建窑的瓷器，方物上武夷山的茶叶。陈铎立足专业，耕耘脚下，比如他就花了几年时间完成的2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建本与建安版画》，详述建本与建安版画的渊源兴衰，研究范围涉及版本学、绘画、民间工艺以及地域经济政治文化变迁史，所教授的版画课程也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他以武夷学院为基地，设陶瓷课，邀请中外制陶名家进行学术交流，恢复制陶传统。他尤其注重对武夷山区目前孑遗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活方式的记录和保存，对地理、文化、人物、建筑、职业、器物、习俗、方物、历史沿革等都作了详尽的照像、写生和文字记录，其精细程度已不下于社会学者的田野调查。他没有书画界同仁玩玉赏石搞收藏的爱好，却对这看似繁琐且专业意义不甚明晰的工作乐在其中。他说，时代生活的进步注定要使某些物象和生活方式趋于消亡，只是觉得有义务将之记录下来。因此，陈铎把自己最近的画作统称为“风景”，并在一幅画的后记中写道： “老人是闽北农村的风景，我把闽北的老人当成闽北的风景来画。也许这种老人的形象会像古村落的房子一样从我们的眼前渐渐消失，因为他们的后代已不愿重复这种祖辈相传下来的劳作与生活方式了，年青人纷纷进城打工，想和城里人过一样的日子。老人也许会跟子女进城或走亲戚偶居城里，在这样陌生的世界中，他们会流露出惊恐、胆怯、自卑和无助，没有了土地，他们失去了自信的风采……在画的过程中，我会自觉地走进那片风景，画得好坏以及技术与风格等等都随风而去了，只有用最平实的笔头接近他们，进入他们的灵魂，任何花哨的玩意儿都显得轻浮。” 我以为这种情怀可以喻之为“乡愁”。当然，对于这种“乡愁”的表达陈铎并没有流于肤浅的感伤，我们看到的老农与村妇多是微笑着的，他们或她们的笑容中有对生活的知足，还有顽皮的村童，带着憨气的水牛和土狗，以及诸如火笼、鱼篓、水烟袋、竹椅和各种城里人已叫不出名字的物事。因为摒弃了高高在上的的悲悯姿态，灵魂的接近、朴实的勾染让人有一种温馨的感动。虽然画中物象指归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活方式，却也无意去挑起对于城市生活的激烈批判，更多的还是唤起观众自我的检讨——当下的生活固然是高频率快节奏的，但心灵又何必如此烦劳？许多事，也许真的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心动。        其实，艺术是拒绝过度阐释的，因个人经验的不同，人言人殊，或者如钱钟书先生所言“诗有可解，不可解，和不必解”。但好的作品总是动人的，我以为陈铎的近作正在此列，起码他给出了一个可能——“人，诗意的栖居”，这多少也回答了艺术为何，艺术何为及艺术如何为。        已经说得太多，还是看画吧。

中秋刚过，因为查阅资料的缘故勾留厦大图书馆多日。厦大是中国最美的校园之一，秋风习习，燠热尽散，清晨黄昏于海边品茗听涛，尤为惬意。厦大校园中相思树很多，风过处树影婆娑，忽然想起一件事，不禁菀尔。——有人曾在此树下与猪决斗，这人竟然是“大先生”鲁迅。 1926年的某一天，“大先生”坐在树下思念远在广州的许广平，这时一头猪跑来吃相思叶，正在热恋中的“大先生”看到代表爱情的相思树叶被猪吃，愤而挺身和猪展开决斗。（见《两地书》）恋爱中的人是迷狂的，即使是鲁迅也不能例外，他还曾在厦大外墓地的留影一张寄给许广平，仅仅因为墓主姓许。时年“大先生”45岁。被历史塑造成“横眉冷对”的文化战士的鲁迅，其实也有最柔软的一面。 鲁迅生前就担心被人塑成泥偶，所以有“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的遗嘱，但是身后仍然超凡入圣，被涂抹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脂粉，比如鲁迅南赴厦大、离开厦大的原因。 过去多数书刊都讲鲁迅是受段祺瑞政府的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离开北京南下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的，说反动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杀机四伏，政治形势一天天险恶，鲁迅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云云。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兴起学薄雾浓云愁永昼潮，鲁迅和一些学生一样，被列入黑名单，他在亲友和学生们的敦劝下离家避难。从 1926年3月底到5月初，鲁迅住在山本医院、德国医院，但他仍然坚持到女师大、北大等校讲课十多次。在避难期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阀失败，段祺瑞政府垮台，鲁迅在北京还是比较自由的。因此可以说，政治因素不是迫使他南下的原因。 近年的“鲁迅研究”成果表明，鲁迅南赴厦大的主因是经济。鲁迅担任教育部佥事的同时还在各大学兼课，因为教育部欠薪十分严重，鲁迅曾经是索薪运动的骨干成员，索薪时还被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打掉了一颗门牙。在杂文《记发薪》中记述到从1926年1－7月，他只领了4次薪水190.5大洋，而历年所欠鲁迅的薪水高达 9240大洋。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对鲁迅兼课这一做法比较宽容，也没有说什么，但后来发生了学薄雾浓云愁永昼潮，鲁迅作为一个教育部职员站在学生联席会的一边，支持学生反对女师大女校长杨荫榆，把她赶出校长室。章士钊出面干预，鲁迅和学生们把矛头指向章士钊，要打人比黄花瘦倒他，章这才免去了鲁迅教育部佥事职位。这样鲁迅失业了。而此时，北京大学因为经费困难，开始拖欠教员工资。因为有老母及名义上的妻子朱安需要抚养，鲁迅甚至开始借贷。 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大学是由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原先办学以理工为主。1925年陈嘉庚的事业进入鼎盛期，由于资金充裕，决定筹建国学院，开出400块大洋的薪金，是国内其他大学的一倍。在厦大的高薪诱惑下，北大的一批在编教授纷纷南下，林语堂、顾颉刚、沈兼士、罗常培、张颐、张星烺、陈万里、章廷谦、孙伏园等20多名著名学者来到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这就等于“半个北大”搬到了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1926年7月28日，鲁迅收到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大学寄来的500大洋的薪水和车旅费，遂接受了老友林语堂的邀请。同年10月10日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 不可否认，鲁迅南下的另一个原因是爱情。鲁迅与朱安是在1906年结的婚，鲁迅当时人在日本，母亲以重病之由骗他回家乡成亲。娶一个素未谋面目不识丁的裹脚妇人，可想而知鲁迅的内心有多痛苦。然而鲁迅一无法违背母亲的意愿，二也知道在那个年代的女人若是被悔婚结局会是怎样。在考虑到种种后果之后，放弃抵抗，与朱安成婚，并一直维持夫妻的名义。鲁迅曾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婚后两人一直分居，形同陌路。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授课，许广平成了他的学生。许广平作为学生运动的骨干，自然和鲁迅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志向。相识两年两人确立了爱情关系。1926年6月，许广平毕业，受聘担任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恰逢此时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大学发出邀请，抱着“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想法，两人便决定一起南下先到上海，并相约：好好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另一方面也为将来的生活积累一点必要的钱，两年之后再相见。 9月1日，鲁迅在上海登上“新宁”号轮船向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进发，许广平于同日乘“广大”号离沪赴广州。1926年9月4日，“新宁”号抵达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林语堂、孙伏园等人来接。 初到厦大的鲁迅心情愉快，干劲十足，甚至戒了酒。他的课广受师生欢迎，连校外人士都来旁听。虽然鲁迅在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前后仅135天，却写下了17万多字的著述，最为著名的是《汉文学史纲要》和5篇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这篇散文一扫《野草》集的隐晦与沉重，也没有后来的剑拔弩张，洋溢着鲁迅其他文字少有的温情，这正是鲁迅彼时的心情写照。 既然物质条件相当优越，心情也相对愉快，那么鲁迅为什么又匆匆离开呢？最重要的原因是：痴情的鲁迅忍受不了相思的煎熬。鲁迅说自己是一向是懒于写信的, 但在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的135天里, 他与许广平的来往书信就有83 封。《两地书》收录两人一生的书信164 封, 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通信占一半以上。鲁迅给许广平写信，抬头即称“乖姑”、“小刺猬”，许广平则称鲁迅“白象”，因林语堂曾经说鲁迅是“一头令人担忧的白象”，白象在英语是形容一件不能丢弃，送也没人要，而又保养昂贵的没有大用途的物品。鲁迅的这个绰号，真是寓意深远！ 其次，是厦大校长林文庆尊孔，他的演说总是《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是圣人而不是神人》之类。1926年10月14日，鲁迅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登上讲台，作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提出青年学生要救国，并不在读中国书，而是要勇于做改革社会的“好事之徒”。鲁迅的演讲让主持演讲的林文庆瞠目结舌，不知所措，虽然林文庆以陈嘉庚白手起家为例对“做好事之徒”作进一步的诠释，但埋下“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根子。再则原厦大理工类教授与北大南下派之间矛盾激化，同时鲁迅与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纷争渐起，而东南偏僻一隅的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在1926年至1927年间也显得过于平静和闭塞了。那时中国的革莫道不消魂命风云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外化于社会现实也是鲁迅不能忍受的，所以他离开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赴广州也就顺理成章了。

人的命运最不可测。之所以曰“最”，因为人的命运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生前事，一是身后名，此二者皆非个人所能掌控。——有这么个人，生前怀才不遇，穷愁潦倒，郁郁以终；他书稿等身，自己最为看重的诗词歌赋历史著述，大都湮没不闻，反而是一时的游戏之作却传之后世，成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开山之作。这个人就是魏子安。 魏子安，福州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另一说是1819年-1874年。名秀仁，字子安，号眠鹤主人，又号咄咄道人、不悔道人。魏家祖居福州东门外大街，魏子安的父亲魏本唐，人称“魏解元”，历任教职，很有名气，育子三人，子安居长。魏子安幼受家学，八股策论、诗词骈文、经学考据无一不精，同时代的福州名人谢章铤评价他“才名四溢，倾其侪辈”，却可惜“丰于才而啬于遇”，二十九岁才中举人，以后又屡次考进士落榜，“学优”而不能“仕”，就难免抑郁愁烦了。 幸好同乡王庆云（著名学者、收藏家王世襄先生的六世祖，后官居一品，死后谥文勤）时在山西担任巡抚，就邀他入幕，不久王庆云调任陕西，又把他介绍给太原知府保龄。这位保大人八旗出身，宦囊极丰，却雅慕风流，最有趣的是，他请了许多名士到府中担任子女及姬妾的老师，教授经、史、诗文、字画、骑射，甚至还有弹唱、拳棒。魏子安教的是“诗学”，每天午前讲解五言四韵一首，再命题拟一首，就算完事，年金三百两，也算丰厚。萧斋多暇，又自感青衫沦落，百无聊赖之际，魏子安构思了才子佳人遇合的言情小说，在撰述儿女私情的同时，也把自己写的香奁诗串在其中——香奁诗在清中期以后特别流行，内容大抵是借闺阁艳情，寄托个人身世。 　　 写了几回，有一天保龄到书房来，恰巧魏子安不在，无意中翻检发现了，读后喜欢得不得了，他便和魏子安约定，每十天写成一回，送五十两润笔费，并盛筵一席，招戏班子演剧助兴，作为额外的酬谢。保龄虽然是个旗大爷，却知道名士多落拓成性，不这样鼓励，恐半途而废，永无成书的希望。有这样的好东家好读者，魏子安乐从所请，以他的才华，不半年便成书四十四回。——这就是《花月痕》的由来。        不久王庆云因阻击太平军入陕有功，升任四川总督，再招魏子安到陕西四川游幕，并先后主讲渭南象峰书院、成都芙蓉书院。魏子安在川陕两地以教书为生过了十余年，期间补成了《花月痕》后八回，全书最终成卷，此时他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同治初年，太平军席卷东南，浙闽都在兵燹之中，音书断绝。魏子安悬挂家中老幼，艰难辗转回到福州，三弟魏子寿已经殉难，父亲也已下世。魏子安年事既高，又需奉养老母及家小，对仕途遂断了念想， 他不善经济，“家无隔宿粮，如得钱，辄复置酒欢会，与穷交数辈，抵掌高论”，如此名士派，难免穷愁潦倒。在老母过世后不久，即病死于南平道南书院教舍之中，时年五十六岁。        魏子安死后，他生前的著述都没有刊刻，好友谢章铤料理后事，一眼看出《花月痕》的价值，他对魏子安的二弟魏子愉说：“《花月痕》虽小说，毕竟是才人吐属，其中诗文词曲歌赋，无一不备，市伧大腹贾，未必能解；若载往京华，悬之五都之市，落拓京员，需次穷宦，既无力看花，又无量饮酒，昏沉欲死，一见此书，必将破费炭敬别敬之余囊，乱掷金钱，负之而去；于是捆载而归，为子安刻他书，岂不妙哉?” 　　 魏子愉颇以为然，却犹豫未行。后来魏家妹婿林小彦把《花月痕》书稿卖给了涵文堂书商，得钱四百元。东门外魏姓同族见有利可图，又翻印来卖，所以有镂版、铜字、石印三种不同的版本，正如谢章铤所料，《花月痕》在光绪年中期刊刻以后，迅速风靡全国。        更为魏子安想不到的是，《花月痕》影响所及，其后绪竟然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清末有陈森的《品花宝鉴》、张春帆的《九尾龟》、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民瑞脑消金兽国时徐枕亚的《玉梨魂》、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等，这些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模仿《花月痕》，并常引用其中“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诗句，“鸳鸯蝴蝶派”的出典便在此。而《花月痕》中最著名的诗句当属“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因琼瑶的引用而广为人知，琼瑶当然应该算作魏子安的再传弟莫道不消魂子。仅就发行量而论，中国现代小说中不会有超出“鸳鸯蝴蝶派”的。        但后世对《花月痕》的评价也仁智各见。高者如蔡元培、叶楚伧、郑逸梅等，认为《花月痕》是可以和《红楼梦》比肩的；低者如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之归入“狭邪小说”，狭邪，即小街曲巷，指娼妓的居处，鲁迅首用此名称，指以优伶、妓女为创作题材的小说。鲁迅的这一说，为解放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定了调。直到80年代后，以王德威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不能抛开“通俗文学”，必须“纯”（文学）“俗”并重。而实际上，《花月痕》的影响远不止于通俗文学，郁达夫、茅盾、张爱玲在自己的的创作谈中，都多次提到了《花月痕》。 近十年来，对《花月痕》及魏子安生平的研究成为热点。更有学者考证出《花月痕》的两对主人公，韩荷生、韦痴珠与青楼女子杜采秋、刘秋痕的爱情故事并非向壁虚构，而是皆有所本，其中韦痴珠与刘秋痕写的就是魏子安本人与太原秋心院妓女刘梧仙（字秋痕）的交往。魏子安的诗集里有十首是写给刘梧仙的，并录了刘梧仙的和诗两首，其中在刘梧仙死后的悼亡诗里，甚至有“地老天荒如此恨，海枯石烂可怜生”这样摧心裂肺之句。魏子安同乡晚辈胡涉园的《梦胥轩笔记》记载：“秋痕，河南人，其叔荡而无行，鬻痕于晋之勾栏，少耽书史，工吟咏，溷迹烟花，非其志也。时子安在王文勤（即王庆云）幕中，一见秋痕，如旧相识，誓委身焉。鸨母居为奇货，要索聘金二千，子安不能办。适有大腹贾，饵其色，愿如价以纳之。秋痕知其事，缢而死。子安感其情，为成《花月痕》一书”，“魏家现尚有秋痕亲笔与子安书并唱和诗，如《花月痕》中所刊者，其字妍秀类卫夫人，余亲见”。胡涉园对魏子安、秋痕情史的描述，与《花月痕》小说卷首所附《 梧花史小传》颇为接近，而他说的亲眼目睹“秋痕亲笔与子安书并唱和诗”，则正可为上述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 无论如何，魏子安作为“鸳鸯蝴蝶派”祖师爷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对章回小说与通俗文学的贡献应该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