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10月 2011

         有一个词近来很时髦，曰：“民瑞脑消金兽国范”。始作俑者是陈丹青先生，此语一出大有应者如云天下景从之势。借古讽今是作文章的一大法门，而近来科技文化界暴出的丑闻又实在不象话，所以就难免拔高了民瑞脑消金兽国时期文化界的整体形象。其实民瑞脑消金兽国文化界的风景也不是一片亮丽，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被誉为“新儒林外史”，三闾大学上演的一出出闹剧虽是小说家言，其实皆有所本，反而是黑道人士的一句口头禅——“有人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恩怨”——更贴近事实。上期“本地事”专栏介绍鲁迅来去厦大的缘由，提及“大先生”与顾颉刚先生及现代评论派的矛盾，因篇幅原因未能展开，本期详述之。        从面上看，鲁迅与顾颉刚在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大学期间还是君子之交，并未发展到后来在广州中山大学那样的誓不两立。顾颉刚赠送鲁迅自己编的宋濂的《诸子辨》，鲁迅则函请日本友人抄出内阁书库所藏明本《封神榜》序言给顾颉刚，帮助顾解决撰写《封神榜》序言缺少资料的苦恼；直至鲁迅离开厦大前夕，两人一起到《民钟》报社去澄清“鲁迅之行系由国学院内部分为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派与鲁迅派之故”的传言，鲁迅登船之际顾颉刚专程来送，并握手话别。然而私底下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鲁迅在厦大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这学校，就犹如一部《三国演义》，你枪我剑，好看煞人。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在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这两句话极富玄机，“三国演义”指的是厦大中的“尊孔派”（即以校长林文庆为代表的守旧派）与“反孔派”，“反孔派”又分为“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派”与“鲁迅派”；“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具体地说是“五四”运动前后形成的“《甲寅》《学衡》派”（以《甲寅》《学衡》两本杂志为阵地的文化守旧派，代表人物如梁启超、严复、章士钊、辜鸿铭、林纾、王国维、陈寅恪等）与“《新青年》派”（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的文化革莫道不消魂命派，代表人物为陈独秀、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李大钊、周氏兄弟、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等），这里面又夹杂着“海龟派”与“土鳖派”、“东洋派”与“西洋派”（即流日与流欧美）、“浙派”（如周氏兄弟、郁达夫、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沈尹默等浙江籍人士）与“皖派”（陈独秀、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等安徽籍人士）的人事矛盾，这些人无一不是学界泰斗与文化巨匠，在蔡元培先生“兼容并蓄”的大旗下尚能各说各话，待到蔡元培离开北京后矛盾就彻底激化。说好听一点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难听一点说是“学界倾轧”也未尝不可，要理清这些恩怨瓜葛，真是“六月里冻死一只老绵羊——说来话长”。 鲁迅在信中说：“在（厦大）国学院里, 顾颉刚是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之的信徒, 另外还有两三个, 好像都是顾荐的, 和他大同小异, 而更浅薄。” 具体指顾颉刚及与顾关系密切的陈万里、潘家洵、黄坚等人。“他们面目倒漂亮的, 而语言无味, 夜间还唱留声机, 什么梅兰芳之类。” 顾颉刚是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学生,自称“只佩服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陈源（陈西滢）两个人” 。他与鲁迅既是北京大学同事, 又一起被聘到厦大, 任国学院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语丝》同仁坚决站在学生一边，而《现代评论》则认为学生过激，因而处于尖锐的对峙状态, 鲁迅与陈西滢作为双方的代表人物, 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作为陈西滢的佩服者, 顾颉刚是站在《现代评论》一方的, 他对鲁迅“甚生恶感 ”, 认为鲁迅“对人挑剔诟谇, 不啻村妇之骂也”。而这期间出现的鲁迅“抄袭”公案, 更无法使鲁迅对“陈西滢之流”宽容。 1925 年1 月21 日,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2 卷第50 期上发表《“剽窃与抄袭”闲话》, 含沙影射鲁迅“剽窃”, 称自己“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因文中没点鲁迅的名, 鲁迅也就不予回应。1926年1 月30 日, … Continue reading →

篇幅有限,只一个页码,都可以展开,以后找机会吧. 开栏的话        小时候，我家隔壁是一家箍桶店，店里的师傅除了做木桶，也做蒸笼，老板娘则用竹子编织竹篮、桌罩、畚箕、簸箩之类的日用品。每天放学，我都会坐到那里，饶有兴致地观望他们用那双巧手做工的模样；有时也会在他们休息时，借用他们的工具把废料做成不知所云的玩艺；但更多的时候是惊异于师傅们用片刻的功夫竟能把一根根竹条编成美丽又实用的物件，在我眼里他们就是神奇无比的魔法师，工匠这一职业一度成了我的向往。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适合于地域风土的工匠职业，慢慢地不再被人们的日常所需要了。工匠们一个个精工细作、破损后还要修修补补的东西从生活中消失了。它们变成机械化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成品。既看不到生产它们的工人，也用不着考虑如果用坏了再修补修补接着用的问题。“用坏了扔掉”看上去是一种新的、合理的消费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已经成为主流的消费文化。        童年记忆中工匠作业时工具所发出的声音没有了，他们的作坊没有了，隔窗观望他们的孩子也没有了。出自工匠之手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有的因为没有人继承的缘故，他们手里的活计正在成为最后一件。        十年前，我在《福建日报》文艺部工作，在采访中曾经是福州工艺象征的“老三宝”“新三宝”已经很难看到，牛角雕、锡雕、螺钿、软木雕还有漆画中的某些工艺已经绝传，侨胞回乡也大都失望地离去，我邀请了九位还健在的国家工艺大师合了一张影，心中祈祷不要“人亡艺绝”。与此同时，那些曾经为百姓喜闻乐见的曲艺艺人和团体，也在诉说处境唯艰，来日堪虞。        好在不久后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部门开始了保护计划的实施。旅游业的勃兴，也给了些许生存的空间；“手工”与“DIY”成为消费的一种潮流。但是作为旅游产品保存下来的工艺和口头遗产，同原来——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相比，已经徒剩躯壳，它们存在的生态确实无法恢复。更令人担忧的是，主事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大都停留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浅层次思维。        其实，文化之于经济的影响，绝非搭台与唱戏这么简单。旁观我们的近邻日本，在二战后的工业振兴中，民间工艺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日本民艺学研究的杰出人物柳宗悦同时也是对日本现代设计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他从民间工艺与人的生活质量的关系中，得出美的物品必然形成美的生活必然培养美的情操的结论，这个著名的公式在日本经济崛起中，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共生的两极。因此，我们将日本的传统保存和发展视为文化战略的楷模。        仅就本土而言，福州是中国的四大工艺中心，福建是中国的戏曲大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繁多，形态各异，非专门的研究者不能尽识。从本期开始，《传媒天地》将新设一个栏目“，，，，”，旨在介绍介绍和宣传，也作为读者认知本土文化的一个窗口。 福建历史上的印刷与文化中心        活字印刷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随着印刷技术的数字化，宁化的木活字印刷能够作为活态保存至今，实属异数，因而弥足珍贵。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将认知停留于此，则远远不够。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宁化的木活字印刷只是福建印刷历史的支脉和余绪，其印刷内容也仅限于家谱、佛经道藏、私塾课本等，而历史上福建最为辉煌的却是以建阳为中心的雕版印刷，也就是版本学上说的“建本”。        中国不仅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地，也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由于汉字是象形文字——仅常用字就有5000多个，故从数量而言，雕版印刷的书籍要远远多于活字印刷。中国古代的印刷业从北宋开始大繁荣，形成以地域为中心的发展形态。北宋初年以蜀刻为盛（蜀本），两宋之交以浙刻为精（浙本），南宋时闽刻（建本）数量最多。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建阳旧称）为最。”“建阳麻沙（今建阳麻沙镇）、崇化（今建阳书坊镇）两坊产书，号图书之府。”（宋·祝穆《方舆揽胜》）。福建版印刻书“肇于五代，绵亘于前清”，刻书印业之风之盛延续六百多年，历史之久、规模之大、延续年代之长，在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顾廷龙先生有言，“建阳书林之业自宋迄明六百年间，独居其盛。”（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宋初至明代的六百多年间，建阳书坊的刻书不管从数量还是品种都占中国图书销量的一半以上，不仅“建阳版本书籍行于四方者，无远不至”（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8），而且“书通高丽、日本”，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巨大贡献。日本学者武尻正义说，“东北亚支那（中华）文化圈之形成，建本乃其重要之载体。”        时至今日，“书市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的景象只能在典籍中去想象了。而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当年福建在南宋成为中国印刷业中心的同时，以朱熹为首的学者创建了“闽学”（即理学），福建首次成为中国的文化学术中心——也是唯一一次，我们不好说是谁养育了谁，但这两个中心的同时出现与并存有其必然。        此外，“建本”虽然存在“制作粗糙、刊印不善、校勘不精、脱讹时见”的通病，但其从制版、印刷的全过程完全是市场化运作，印刷的最主要内容是历书（今天的日历）和话本（即通俗小说，如《平话三国志》《画版金瓶梅》《画本水浒传》及各类曲本（演剧的文字本）等），因价廉通俗而广受当时社会大众的喜欢，今天这些白话文本已经成为我们文学传统最重要的东西了。 与此同时，由于本地文人把收藏图书作为风气——文献载南北朝之后福建藏书家多达400余人，遂将居于中华东南一隅的文物小省锻造成“海滨邹鲁，文献名邦”。 之所以拉杂这么多，一是想我们免于无知所导致的妄自菲薄；二是以史为鉴，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提供历史的助力。 有关“博饼”的随想 转眼中秋要到了，编辑拿着博饼的资料说，写一篇吧。而我倒是想起一个月前的“七月半”。        8月24日（农历七月十五）那天，妈妈很罕见地打电话到办公室，慎重嘱咐晚饭一定要回家吃。到了家，发现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孩子也都回来了，祭桌上早就摆好了酒、饭、菜。烧香祭拜后，全家聚餐。过节，孩子们自然都高兴，但总难免要问一下“为什么”，微醺的父亲说，“福州从前的‘七月半’是很热闹的。”        其实，何止是90后、新世纪的孩子对“七月半”已经隔膜，就是我们这些60后、70后也大都不明就里了。 “七月半”俗称“鬼节”，佛教称“盂兰盆节”，道教称“中元节”。专家考证，七月是小秋，有若干农作物成熟，先民要祭天祀祖，报告秋成。佛教传入中国后，在这天要做“盂兰盆会”，所谓“盂兰”乃梵语“倒悬”的音译，“盂兰盆”是“救倒悬器”，因为有“目连救母”的故事相附会，增加了孝亲的内容。中国土生的道教将这天定为地官诞辰，地官管阴间，所以要祭鬼，世代沿习，“七月半”遂成“鬼节”。关于中国人过“七月半”，南北朝以后的史乘、方志、笔记、小说无不备述，各地有各的过法，可说是俗、释、道兼容的一个多元民俗节日。解放后，因为“破四旧，除迷信”，“七月半”也就式微了。 客观地说，“七月半”确实有很多迷信的内容，文化主管部门也每每在此时给文艺演出团体打招呼，不要下乡唱“鬼神戏”。但“七月半”也有很多优美甚至向善的习俗，前者如放河灯，后者如募捐赈济、乡里联谊；新加坡和香港特区政府都在改造这个节日方面做得很成功，2010年5月18日，国家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新入选项目)，香港特别行政区申报的“中元节（潮人盂兰胜会）”入选，列入民俗项目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盂兰盆节”自唐朝传入日本后更成为仅次于元旦的大节，政府机关和企业放假都在七天至半个月，举国交通为之堵塞，笔者掌握的资料是日本多个地方已将当地最富特色的“盂兰盆节”民俗活动提报申请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也想起这些年来中国人过端午节每每不顺气，原因就在于韩国的“江陵道端午祭”已经是联合国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过于武断地对待自己民族的习俗与文化传统，有时就难免“学在四夷”而“礼失求诸野”，从这个意义上说，博饼真的很幸运。 幸运的泉州木偶头像 黄河鸣 在我所了解的福建工艺类非遗项目中，泉州木偶头像无疑是最幸运的。种种偶合的因缘促成它躲过历史的劫难和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得以流传至今。 五十年代，由于罗马尼亚的国际木偶节，江加走的木偶头像名闻国内外，他也被国际友人誉为“木偶之父”。木偶头像制作从一种手艺成为一门工艺，并多次作为国礼赠予外国政要。因着这层光环，“文瑞脑消金兽革”期间的“破四旧”没有被波及，得以五代传承有续。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张艺谋担任开帘卷西风幕式总导演，他邀请了泉州籍当代艺术家蔡国强出任艺术总监和烟火导演，泉州的提线木偶再次展现在全世界面前。假以时日，我想“爱拼会赢”的泉州人是能够将之推到与荷兰的木鞋、俄罗斯的套娃、日本的能偶相当的地位。 … Continue reading →

诗意与乡愁 ----陈铎印象     大约十五年前，奉报社编辑部之命采写了陈铎。说来汗颜，那是我初涉美术评论这个行当，当时不揣深浅，正如古语所谓的“操觚以率尔”。之后不久，我调到闽北工作，两年间与陈铎旦夕相处，茶酒之间所谈无非艺事，所见也大多书画中人，加之武夷好山水，真正的神仙日子，至今犹念。年前，陈铎来榕，说把自己的作品选了一些要出本画集，嘱我写篇序，我含糊答应了。之所以含糊，是因为陈铎的师友中多有治评论的名家，怎么也轮不到我这个“半瓶醋”来越俎代庖。但是日前，他又来电催稿，出版社的编辑也说付梓在即，等米下锅，再拖下去恐怕要误事，遂不避谬托知音之诮，勉为之。 贡布里希说“艺术史即艺术家”，但如果考察一个艺术家风格的演变，也可以倒过来说“艺术家即艺术史”。陈铎主攻中国水墨人物，偶也旁涉花鸟山水，作为美术院校培养出来的专业画家，他经过严格的造型训练和笔墨研习。中国水墨人物从徐悲鸿、刘海粟等引进西洋素描写生为基础教育，到建国后服务政治宣传和现实生活为主要题材，是现代以来中国画变革最剧烈的一个科目，也是离文人画传统最远的一个科目。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意识形态的宽松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对中国水墨人物来说，诸如人文传统的继承，时代生活的表达，当代艺术的借鉴等等，看似出路很多，实则艺路多歧，反而无所适从，这点令很多中国水墨人物画家挠头。 陈铎的方法是不羁縻于造型和笔墨的思考，直接进入自己的主题——诗意的营造。在我的印象中，孩童和青年女性是陈铎早期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形象，且多设色敷染。其中虽然不乏有为表现个人风格而着意强调元素的企图，但更多的创作冲动则来至他对童年生活的追忆，与对母性、爱情等人性情感的表达，描绘对象超越了表象，使画面充满甜美的诗意和一种静谧的虔诚。但在这本画集中，陈铎早期的代表作一幅也没有选用——所选用的作品都是近年的新作，且绝少设色，人物形象也多转变为老农、村妇，在貌似写实的外表下，诗意由甜美静谧转为粗犷深沉。如何理解这种风格的转变，或者说艺术取向上的扬弃？     不久前，在一次中国人物画展研讨会上，陈铎发言说，看到的技巧都很好，但人文气息似嫌不足。他还说中国的文人画以学养为根基，很值得研究。其言也点到为止，不违君子温厚之旨，我以为这是一个有思想的艺术家对技巧与意义，形式美感与精神价值的必然的追问。换成更白一点的话，就是三个问题：艺术为何？艺术何为？艺术如何为？ 必须承认，中国艺术处在总体繁荣的大环境中，即使遭遇了世界性的金融风暴，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依然逆势上扬，无论是古代字画，当代艺术，还是民间工艺都创下新高。有专家做过价格的比较换算，得出的结论是当今中国的艺术品价格超出历史上任何一次收藏高峰，其可比价也已超出西方发达国家。耳闻目睹，身边的书画家的作品也都是一尺成千上万的在涨，稍有名气的靓车别墅已不在话下。这其中有没有泡沫不清楚，但书画家的日子好过了却是事实，乐观者谓之太平盛世之兆。然而正如一位外国评论家的观感，现在中国的艺术家谈价格谈策略的多，谈艺术的却少了。厕身其中，陈铎虽说不上悲观，但却是一位清醒的担忧者。 陈铎说，中国文人画的语境已不复存在，但文人画家以诗文、学术、人格修练作为画外功是很值得借鉴的。他年轻时负笈远游，先治画业，再治画史批评；壮年游天下名山大川，交友广阔；中年而后似乎喜欢蜗居一嵎，不是大活动不爱出武夷山。对此他的解释是，大城市生活过于浮躁，而现在交通信息又很便利，不如守得一角好山水，等活得太累的朋友来，喝茶的喝茶，喝酒的喝酒，谈艺的谈艺。我知道这是他的谦卑之词，他是希望离名利场远一点，走一条以学养艺的创作之路。 闽北一地，山川灵秀，土地肥沃，是福建最早开发的地区，自然经济发达，也是福建唯一一次成为中国学术中心的主要地域。学术上有朱熹创立的闽学，文化上有建版图书，器物上建窑的瓷器，方物上武夷山的茶叶。陈铎立足专业，耕耘脚下，比如他就花了几年时间完成的2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建本与建安版画》，详述建本与建安版画的渊源兴衰，研究范围涉及版本学、绘画、民间工艺以及地域经济政治文化变迁史，所教授的版画课程也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他以武夷学院为基地，设陶瓷课，邀请中外制陶名家进行学术交流，恢复制陶传统。他尤其注重对武夷山区目前孑遗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活方式的记录和保存，对地理、文化、人物、建筑、职业、器物、习俗、方物、历史沿革等都作了详尽的照像、写生和文字记录，其精细程度已不下于社会学者的田野调查。他没有书画界同仁玩玉赏石搞收藏的爱好，却对这看似繁琐且专业意义不甚明晰的工作乐在其中。他说，时代生活的进步注定要使某些物象和生活方式趋于消亡，只是觉得有义务将之记录下来。因此，陈铎把自己最近的画作统称为“风景”，并在一幅画的后记中写道： “老人是闽北农村的风景，我把闽北的老人当成闽北的风景来画。也许这种老人的形象会像古村落的房子一样从我们的眼前渐渐消失，因为他们的后代已不愿重复这种祖辈相传下来的劳作与生活方式了，年青人纷纷进城打工，想和城里人过一样的日子。老人也许会跟子女进城或走亲戚偶居城里，在这样陌生的世界中，他们会流露出惊恐、胆怯、自卑和无助，没有了土地，他们失去了自信的风采……在画的过程中，我会自觉地走进那片风景，画得好坏以及技术与风格等等都随风而去了，只有用最平实的笔头接近他们，进入他们的灵魂，任何花哨的玩意儿都显得轻浮。” 我以为这种情怀可以喻之为“乡愁”。当然，对于这种“乡愁”的表达陈铎并没有流于肤浅的感伤，我们看到的老农与村妇多是微笑着的，他们或她们的笑容中有对生活的知足，还有顽皮的村童，带着憨气的水牛和土狗，以及诸如火笼、鱼篓、水烟袋、竹椅和各种城里人已叫不出名字的物事。因为摒弃了高高在上的的悲悯姿态，灵魂的接近、朴实的勾染让人有一种温馨的感动。虽然画中物象指归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活方式，却也无意去挑起对于城市生活的激烈批判，更多的还是唤起观众自我的检讨——当下的生活固然是高频率快节奏的，但心灵又何必如此烦劳？许多事，也许真的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心动。        其实，艺术是拒绝过度阐释的，因个人经验的不同，人言人殊，或者如钱钟书先生所言“诗有可解，不可解，和不必解”。但好的作品总是动人的，我以为陈铎的近作正在此列，起码他给出了一个可能——“人，诗意的栖居”，这多少也回答了艺术为何，艺术何为及艺术如何为。        已经说得太多，还是看画吧。

中秋刚过，因为查阅资料的缘故勾留厦大图书馆多日。厦大是中国最美的校园之一，秋风习习，燠热尽散，清晨黄昏于海边品茗听涛，尤为惬意。厦大校园中相思树很多，风过处树影婆娑，忽然想起一件事，不禁菀尔。——有人曾在此树下与猪决斗，这人竟然是“大先生”鲁迅。 1926年的某一天，“大先生”坐在树下思念远在广州的许广平，这时一头猪跑来吃相思叶，正在热恋中的“大先生”看到代表爱情的相思树叶被猪吃，愤而挺身和猪展开决斗。（见《两地书》）恋爱中的人是迷狂的，即使是鲁迅也不能例外，他还曾在厦大外墓地的留影一张寄给许广平，仅仅因为墓主姓许。时年“大先生”45岁。被历史塑造成“横眉冷对”的文化战士的鲁迅，其实也有最柔软的一面。 鲁迅生前就担心被人塑成泥偶，所以有“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的遗嘱，但是身后仍然超凡入圣，被涂抹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脂粉，比如鲁迅南赴厦大、离开厦大的原因。 过去多数书刊都讲鲁迅是受段祺瑞政府的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离开北京南下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的，说反动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杀机四伏，政治形势一天天险恶，鲁迅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云云。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兴起学薄雾浓云愁永昼潮，鲁迅和一些学生一样，被列入黑名单，他在亲友和学生们的敦劝下离家避难。从 1926年3月底到5月初，鲁迅住在山本医院、德国医院，但他仍然坚持到女师大、北大等校讲课十多次。在避难期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阀失败，段祺瑞政府垮台，鲁迅在北京还是比较自由的。因此可以说，政治因素不是迫使他南下的原因。 近年的“鲁迅研究”成果表明，鲁迅南赴厦大的主因是经济。鲁迅担任教育部佥事的同时还在各大学兼课，因为教育部欠薪十分严重，鲁迅曾经是索薪运动的骨干成员，索薪时还被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打掉了一颗门牙。在杂文《记发薪》中记述到从1926年1－7月，他只领了4次薪水190.5大洋，而历年所欠鲁迅的薪水高达 9240大洋。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对鲁迅兼课这一做法比较宽容，也没有说什么，但后来发生了学薄雾浓云愁永昼潮，鲁迅作为一个教育部职员站在学生联席会的一边，支持学生反对女师大女校长杨荫榆，把她赶出校长室。章士钊出面干预，鲁迅和学生们把矛头指向章士钊，要打人比黄花瘦倒他，章这才免去了鲁迅教育部佥事职位。这样鲁迅失业了。而此时，北京大学因为经费困难，开始拖欠教员工资。因为有老母及名义上的妻子朱安需要抚养，鲁迅甚至开始借贷。 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大学是由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原先办学以理工为主。1925年陈嘉庚的事业进入鼎盛期，由于资金充裕，决定筹建国学院，开出400块大洋的薪金，是国内其他大学的一倍。在厦大的高薪诱惑下，北大的一批在编教授纷纷南下，林语堂、顾颉刚、沈兼士、罗常培、张颐、张星烺、陈万里、章廷谦、孙伏园等20多名著名学者来到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这就等于“半个北大”搬到了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1926年7月28日，鲁迅收到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大学寄来的500大洋的薪水和车旅费，遂接受了老友林语堂的邀请。同年10月10日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 不可否认，鲁迅南下的另一个原因是爱情。鲁迅与朱安是在1906年结的婚，鲁迅当时人在日本，母亲以重病之由骗他回家乡成亲。娶一个素未谋面目不识丁的裹脚妇人，可想而知鲁迅的内心有多痛苦。然而鲁迅一无法违背母亲的意愿，二也知道在那个年代的女人若是被悔婚结局会是怎样。在考虑到种种后果之后，放弃抵抗，与朱安成婚，并一直维持夫妻的名义。鲁迅曾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婚后两人一直分居，形同陌路。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授课，许广平成了他的学生。许广平作为学生运动的骨干，自然和鲁迅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志向。相识两年两人确立了爱情关系。1926年6月，许广平毕业，受聘担任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恰逢此时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大学发出邀请，抱着“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想法，两人便决定一起南下先到上海，并相约：好好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另一方面也为将来的生活积累一点必要的钱，两年之后再相见。 9月1日，鲁迅在上海登上“新宁”号轮船向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进发，许广平于同日乘“广大”号离沪赴广州。1926年9月4日，“新宁”号抵达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林语堂、孙伏园等人来接。 初到厦大的鲁迅心情愉快，干劲十足，甚至戒了酒。他的课广受师生欢迎，连校外人士都来旁听。虽然鲁迅在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前后仅135天，却写下了17万多字的著述，最为著名的是《汉文学史纲要》和5篇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这篇散文一扫《野草》集的隐晦与沉重，也没有后来的剑拔弩张，洋溢着鲁迅其他文字少有的温情，这正是鲁迅彼时的心情写照。 既然物质条件相当优越，心情也相对愉快，那么鲁迅为什么又匆匆离开呢？最重要的原因是：痴情的鲁迅忍受不了相思的煎熬。鲁迅说自己是一向是懒于写信的, 但在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的135天里, 他与许广平的来往书信就有83 封。《两地书》收录两人一生的书信164 封, 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通信占一半以上。鲁迅给许广平写信，抬头即称“乖姑”、“小刺猬”，许广平则称鲁迅“白象”，因林语堂曾经说鲁迅是“一头令人担忧的白象”，白象在英语是形容一件不能丢弃，送也没人要，而又保养昂贵的没有大用途的物品。鲁迅的这个绰号，真是寓意深远！ 其次，是厦大校长林文庆尊孔，他的演说总是《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是圣人而不是神人》之类。1926年10月14日，鲁迅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登上讲台，作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提出青年学生要救国，并不在读中国书，而是要勇于做改革社会的“好事之徒”。鲁迅的演讲让主持演讲的林文庆瞠目结舌，不知所措，虽然林文庆以陈嘉庚白手起家为例对“做好事之徒”作进一步的诠释，但埋下“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根子。再则原厦大理工类教授与北大南下派之间矛盾激化，同时鲁迅与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纷争渐起，而东南偏僻一隅的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在1926年至1927年间也显得过于平静和闭塞了。那时中国的革莫道不消魂命风云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外化于社会现实也是鲁迅不能忍受的，所以他离开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赴广州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