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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小时候，我家隔壁是一家箍桶店，店里的师傅除了做木桶，也做蒸笼，老板娘则用竹子编织竹篮、桌罩、畚箕、簸箩之类的日用品。每天放学，我都会坐到那里，饶有兴致地观望他们用那双巧手做工的模样；有时也会在他们休息时，借用他们的工具把废料做成不知所云的玩艺；但更多的时候是惊异于师傅们用片刻的功夫竟能把一根根竹条编成美丽又实用的物件，在我眼里他们就是神奇无比的魔法师，工匠这一职业一度成了我的向往。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适合于地域风土的工匠职业，慢慢地不再被人们的日常所需要了。工匠们一个个精工细作、破损后还要修修补补的东西从生活中消失了。它们变成机械化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成品。既看不到生产它们的工人，也用不着考虑如果用坏了再修补修补接着用的问题。“用坏了扔掉”看上去是一种新的、合理的消费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已经成为主流的消费文化。
童年记忆中工匠作业时工具所发出的声音没有了，他们的作坊没有了，隔窗观望他们的孩子也没有了。出自工匠之手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有的因为没有人继承的缘故，他们手里的活计正在成为最后一件。
十年前，我在《福建日报》文艺部工作，在采访中曾经是福州工艺象征的“老三宝”“新三宝”已经很难看到，牛角雕、锡雕、螺钿、软木雕还有漆画中的某些工艺已经绝传，侨胞回乡也大都失望地离去，我邀请了九位还健在的国家工艺大师合了一张影，心中祈祷不要“人亡艺绝”。与此同时，那些曾经为百姓喜闻乐见的曲艺艺人和团体，也在诉说处境唯艰，来日堪虞。
好在不久后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部门开始了保护计划的实施。旅游业的勃兴，也给了些许生存的空间；“手工”与“DIY”成为消费的一种潮流。但是作为旅游产品保存下来的工艺和口头遗产，同原来——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相比，已经徒剩躯壳，它们存在的生态确实无法恢复。更令人担忧的是，主事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大都停留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浅层次思维。
其实，文化之于经济的影响，绝非搭台与唱戏这么简单。旁观我们的近邻日本，在二战后的工业振兴中，民间工艺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日本民艺学研究的杰出人物柳宗悦同时也是对日本现代设计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他从民间工艺与人的生活质量的关系中，得出美的物品必然形成美的生活必然培养美的情操的结论，这个著名的公式在日本经济崛起中，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共生的两极。因此，我们将日本的传统保存和发展视为文化战略的楷模。
仅就本土而言，福州是中国的四大工艺中心，福建是中国的戏曲大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繁多，形态各异，非专门的研究者不能尽识。从本期开始，《传媒天地》将新设一个栏目“，，，，”，旨在介绍介绍和宣传，也作为读者认知本土文化的一个窗口。
福建历史上的印刷与文化中心
活字印刷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随着印刷技术的数字化，宁化的木活字印刷能够作为活态保存至今，实属异数，因而弥足珍贵。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将认知停留于此，则远远不够。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宁化的木活字印刷只是福建印刷历史的支脉和余绪，其印刷内容也仅限于家谱、佛经道藏、私塾课本等，而历史上福建最为辉煌的却是以建阳为中心的雕版印刷，也就是版本学上说的“建本”。
中国不仅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地，也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由于汉字是象形文字——仅常用字就有5000多个，故从数量而言，雕版印刷的书籍要远远多于活字印刷。中国古代的印刷业从北宋开始大繁荣，形成以地域为中心的发展形态。北宋初年以蜀刻为盛（蜀本），两宋之交以浙刻为精（浙本），南宋时闽刻（建本）数量最多。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建阳旧称）为最。”“建阳麻沙（今建阳麻沙镇）、崇化（今建阳书坊镇）两坊产书，号图书之府。”（宋·祝穆《方舆揽胜》）。福建版印刻书“肇于五代，绵亘于前清”，刻书印业之风之盛延续六百多年，历史之久、规模之大、延续年代之长，在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顾廷龙先生有言，“建阳书林之业自宋迄明六百年间，独居其盛。”（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宋初至明代的六百多年间，建阳书坊的刻书不管从数量还是品种都占中国图书销量的一半以上，不仅“建阳版本书籍行于四方者，无远不至”（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8），而且“书通高丽、日本”，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巨大贡献。日本学者武尻正义说，“东北亚支那（中华）文化圈之形成，建本乃其重要之载体。”
时至今日，“书市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的景象只能在典籍中去想象了。而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当年福建在南宋成为中国印刷业中心的同时，以朱熹为首的学者创建了“闽学”（即理学），福建首次成为中国的文化学术中心——也是唯一一次，我们不好说是谁养育了谁，但这两个中心的同时出现与并存有其必然。
此外，“建本”虽然存在“制作粗糙、刊印不善、校勘不精、脱讹时见”的通病，但其从制版、印刷的全过程完全是市场化运作，印刷的最主要内容是历书（今天的日历）和话本（即通俗小说，如《平话三国志》《画版金瓶梅》《画本水浒传》及各类曲本（演剧的文字本）等），因价廉通俗而广受当时社会大众的喜欢，今天这些白话文本已经成为我们文学传统最重要的东西了。
与此同时，由于本地文人把收藏图书作为风气——文献载南北朝之后福建藏书家多达400余人，遂将居于中华东南一隅的文物小省锻造成“海滨邹鲁，文献名邦”。
之所以拉杂这么多，一是想我们免于无知所导致的妄自菲薄；二是以史为鉴，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提供历史的助力。
有关“博饼”的随想
转眼中秋要到了，编辑拿着博饼的资料说，写一篇吧。而我倒是想起一个月前的“七月半”。
8月24日（农历七月十五）那天，妈妈很罕见地打电话到办公室，慎重嘱咐晚饭一定要回家吃。到了家，发现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孩子也都回来了，祭桌上早就摆好了酒、饭、菜。烧香祭拜后，全家聚餐。过节，孩子们自然都高兴，但总难免要问一下“为什么”，微醺的父亲说，“福州从前的‘七月半’是很热闹的。”
其实，何止是90后、新世纪的孩子对“七月半”已经隔膜，就是我们这些60后、70后也大都不明就里了。
“七月半”俗称“鬼节”，佛教称“盂兰盆节”，道教称“中元节”。专家考证，七月是小秋，有若干农作物成熟，先民要祭天祀祖，报告秋成。佛教传入中国后，在这天要做“盂兰盆会”，所谓“盂兰”乃梵语“倒悬”的音译，“盂兰盆”是“救倒悬器”，因为有“目连救母”的故事相附会，增加了孝亲的内容。中国土生的道教将这天定为地官诞辰，地官管阴间，所以要祭鬼，世代沿习，“七月半”遂成“鬼节”。关于中国人过“七月半”，南北朝以后的史乘、方志、笔记、小说无不备述，各地有各的过法，可说是俗、释、道兼容的一个多元民俗节日。解放后，因为“破四旧，除迷信”，“七月半”也就式微了。
客观地说，“七月半”确实有很多迷信的内容，文化主管部门也每每在此时给文艺演出团体打招呼，不要下乡唱“鬼神戏”。但“七月半”也有很多优美甚至向善的习俗，前者如放河灯，后者如募捐赈济、乡里联谊；新加坡和香港特区政府都在改造这个节日方面做得很成功，2010年5月18日，国家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新入选项目)，香港特别行政区申报的“中元节（潮人盂兰胜会）”入选，列入民俗项目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盂兰盆节”自唐朝传入日本后更成为仅次于元旦的大节，政府机关和企业放假都在七天至半个月，举国交通为之堵塞，笔者掌握的资料是日本多个地方已将当地最富特色的“盂兰盆节”民俗活动提报申请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也想起这些年来中国人过端午节每每不顺气，原因就在于韩国的“江陵道端午祭”已经是联合国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过于武断地对待自己民族的习俗与文化传统，有时就难免“学在四夷”而“礼失求诸野”，从这个意义上说，博饼真的很幸运。
幸运的泉州木偶头像
黄河鸣
在我所了解的福建工艺类非遗项目中，泉州木偶头像无疑是最幸运的。种种偶合的因缘促成它躲过历史的劫难和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得以流传至今。
五十年代，由于罗马尼亚的国际木偶节，江加走的木偶头像名闻国内外，他也被国际友人誉为“木偶之父”。木偶头像制作从一种手艺成为一门工艺，并多次作为国礼赠予外国政要。因着这层光环，“文瑞脑消金兽革”期间的“破四旧”没有被波及，得以五代传承有续。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张艺谋担任开帘卷西风幕式总导演，他邀请了泉州籍当代艺术家蔡国强出任艺术总监和烟火导演，泉州的提线木偶再次展现在全世界面前。假以时日，我想“爱拼会赢”的泉州人是能够将之推到与荷兰的木鞋、俄罗斯的套娃、日本的能偶相当的地位。
木偶头像制作的传承因应了一个道理：越是地方的，越能代表国家；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我个人认为，泉州木偶头像制作还有一个更值得玩味的地方，那就是它不依赖材质，以纯工艺形式的存在。
福建历史上有过许多精美的工艺，如牙雕，随着国际象牙贸易的禁绝，我相信要恢复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再者如黄杨木雕，前些年无人问津，而这些年黄杨木又贵比黄金，就在这个时间差里，知名的老艺人相继辞世，市面几乎看不到有传统韵味的黄杨木雕作品了。就算最著名的寿山石雕，表面上风光无限，“石皇”“石帝”在拍卖场上动辄百万，但又有几件比得上前辈大师的作品，收藏者冲着材质去，又有几人看功夫；倘若寿石山资源开采殆尽，这门工艺是否也将灭绝？
又如漆艺，是福建工艺的一个大门类，有脱胎、漆画、漆雕等，从中再演化出几十种专门的工艺，但万变不离大漆。以我所知，仅调漆一项，没有几年的功夫是出不了师的，其中奥秘全在师傅的口传身授和学习者的熟能生巧。然而市面大多数的漆艺作品都是使用化学漆，漆艺行内有句话——不是麻子不做漆——天然大漆有腐蚀性，长年接触，手脸的皮肤自然变得粗糙。笔者曾见过一位有证书的“漆艺大师”，对大漆严重过敏，所有作品都是做好画稿，让工人去完成；更有甚者，一位美术院校教师转行做现代漆艺，竟获得首批“工艺传承人”的称号，让人啼笑皆非。
工艺，有时候与佛教宗派很类似，传承是需要衣钵来证明的。在“传统文化热”的当下，保护工作首先要从甄别开始。
福建的民间信仰
黄河鸣
历代典籍都有“闽人淫祀”“闽之人崇巫尚鬼”的记载和论断。撇开其中出于封建统治需要的贬斥，说的倒也是事实。仅以笔者的住地而论，横竖三条不足千米的街道，竟有三座神庙，居民各烧各的香，询之庙宇管理者关于神的来历，也大都语焉不详。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福建全省有各类神祇200种以上，即有外来的，也有土生的，真可谓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专家学者称“福建是中国民间信仰最多、代表性最强的省份”。这在社会昌明，科技发达的今天，反倒成为福建最具特色的历史文化现象。
从大的宗教文化而论，福建的是中国的宗教博物馆。除儒、释、道三家，还有耶稣、穆罕默德、摩尼光佛、湿婆等，涵盖了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祆教、印度教等世界主要宗教。除宗教研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省在研究人口迁移、口岸文化、对外交流上的标本学意义。
我省土生的民间信仰诸神，较著名的有莆田的妈祖、古田的临水夫人、龙海的保生大帝、平和的三平祖师、安溪的清水祖师、南安的广泽尊王、漳莫道不消魂州的开漳圣王、汀州的定光古佛等，不论产生的最初形态如何，几经演变，都被赋予强烈的实用功能，诸如祈雨避疫、御寇弥盗、捍灾降福、保佑子嗣、出行平安等等，这些神的职能与先民的日常生活、生产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有的更成为为行业保护神，因而受众广泛，并附生出丰富多彩的祈祀文化。
由于我省是著名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超过1000万人，港澳同胞110多万人，台湾同胞中80%以上祖籍在福建。改革开放以来，台海两佳节又重阳岸关莫道不消魂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神缘”在促进两佳节又重阳岸关莫道不消魂系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据台湾当局先后6次对各宫庙主祀神进行统计，历次调查统计的前20名主祀神中，就有16种神祇来自福建。近年来，福建的湄洲妈祖祖庙、泉州天后宫、东山关帝庙、临水娘娘府、海沧保生大帝庙、开漳圣王庙等庙观,不但吸引了大量台湾民众前来朝拜，而且有关宗教管理部门还积极组织他们赴台交流，多次护送祖庭神像巡台，受到了台湾民众的普遍欢迎。两岸民间信仰的交流，在凝聚台湾民心、沟通两岸同胞感情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也正是我省民间信仰的实用功能性，形成了互不排斥多神融合的形态。在福建境内数以千计的寺观祠堂殿中，不同宗教的神灵被供奉在同一庙宇中，和睦相处，分享百姓香火的现象相当普遍。典型的如莆田黄石的玉溪祠，该祠建于明末，中间供奉30多位神灵，包含着佛教、道教、三一教以及其他俗神，几乎成为神佛世界的缩影。正殿除了供奉三一教主林兆思及其弟莫道不消魂子卢文辉、张洪都、李明灯外，还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身合一像，左侧配殿有文昌帝君、北斗急行星君、朱衣先生、破寇将军，右侧配殿有关羽、观音、张飞、鹿儿老母及其儿子等；后殿有玄天上帝慧靖先师、杨玉郎、天神、释迦牟尼、灵官大帝、玉帝、普化天师、天官、水官、火官等，左右配殿分别供奉赵玄坛、关羽和温元帅、马元帅。如此众多且来路不同的神灵同住一个寺庙中，堪称奇观。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我省的民间信仰大多为村庙管理。它不是宗教组织，而是社区居民热心于村庙事务的社区居民组织，也是传统社区重要的“草根”组织之一，其经济基础是建立在社区居民奉献的基础上，与社区经济发展成正比。其中，“摊派”为资金来源的最主要方式。村庙信仰的社会功能有正负之分。正功能有：心理慰藉、道德教化、娱乐、经济、对民间文化的传承、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支持、社区整合等。负功能有：浪费钱财、增加群众负担、助长迷信。但专家认为，从总体上看，村庙信仰的正功能应大于其负功能，相关主管部门若能正确引导，当有助于社会和谐。
闽菜的源起与流变
黄河鸣
八闽文化丰富多彩且个性鲜明，表现于饮食，就是闽菜，已在中华烹饪文化中蔚为一宗。据考古发现，闽侯昙石山遗址即有福建先民使用过的炊具——陶鼎和连通灶，这证明福州地区早在5000年前就已从烤食进入煮食时代了。晋“永嘉之乱”后，大批中原衣冠士族入闽，中原汉文化和当地古越文化的混合、交流对闽菜最初的形成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如闽菜中的红糟作料就是这种文化融合的遗存。唐以前中原地区已开始使用红粬作料，红粬由中原移民带入福建后，在烹饪中大量使用，时至今日，糟鱼、糟鸡、糟肉等仍是闽菜主要的菜肴，红糟调味也成为闽菜的一大特色。
闽菜的起源与发展离不开本地的自然资源。福建依山傍海，终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如春。山区地带林木参天，翠竹遍野，溪流江河纵横交错；沿海地区海岸线漫长，浅海滩辽阔。地理条件优越，山珍海味富饶，为闽菜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烹饪资源。明屠本峻《闽中海鲜录》所记，鳞、介两部就有257种之多。而现代专家的统计则有750余种。清代编纂的《福建通志》中有“茶笋山木之饶遍天下”，“鱼盐蜃蛤匹富青齐”的记载。现代文豪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一开头便赞道，“福州的食品，向来就很为外省人所赏识”。他认为闽菜之所以著名，原因是“天然物产的富足”，“又加以地气温暖，土地腴厚，森林蔬菜随处都可以培植，随时都可以采撷”，“作料采自本地，烹制学自外方。五味调和，百珍并列，闽菜之名，就宣传在饕餮家的口上了”。
“作料采自本地，烹制学自外方”，郁达夫是有见地的。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福州、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泉州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加之福建又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旅外华侨从海外引进的新品种食品和一些新奇的调味品。福建人经过与海外、特别是南洋群岛人民的长期交往，海外的饮食习俗也逐渐渗透到闽人的饮食生活之中，闽菜遂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对原先粗糙、滑腻的习俗加以调整变易，朝着精细、清淡、典雅的品格演变，以至发展成为格调甚高的闽菜体系。闽菜的形成与流变在文化层面上体现的是融合、开放、创新的精神本质。
闽菜入中国八大菜系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当不会早于清中期。清中期以后，福建科举大盛，闽藉官僚士子云集京华，形成闽菜消费的主要群体，据清人笔记和日记记载，北京除“三山会馆”外，有名的闽菜馆不下十家，相当一部分为闽藉显赫官僚的家厨所开，闽菜又随着这些士子的游宦而传遍各地。闽菜除本土之外最为兴盛的当是20年代以后的上海，当时海上商帮中已形成闽帮，同时大量闽藉前清遗老遗少、政界、军界、文化界名人寓居上海或周边城市，推动了闽菜的消费与传播。如今的上海，随着“闽江饭店”的关张，只有“都城大酒家”还有部分闽菜供应。北京也如此，除“福建大厦”，“三山会馆”（现福州驻京办）的闽菜已难以下箸了。由此可见，一个菜系之兴衰，岂止于色香味，当系于一地人物之荣枯与经济之高下。反观今日粤菜、川菜、湘菜、上海本帮菜之流行，亦同此理。
古民居的看点
古民居，是当前旅游的一大热点；全国如此，我省亦如此。除了已申报世遗成功的客家土楼，较为著名的还有福州的三坊七巷、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鼓浪屿的街巷、泰宁的尚书第、武夷山的五夫里、邵武的和平古镇、连城培田的明清建筑群、漳浦的赵家堡、闽清的洪琳厝以及现存多处的闽南传统民居。
古民居的旅游观光，最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浅而言，笔者曾陪同某著名建筑专家由武夷山趋车往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该专家说仅从闽北到闽南民居建筑色系的变化，就可看出福建文化的多元性。诚如他所言，一路上民居建筑逐渐从青灰白过渡为灰白，车入福清、莆田，就向闽南的亮黄亮红转变。社会学家则将之归纳为，这是内陆文化向海洋文化的过渡；人类学专家则从中考察出人系分布的改变……由于我省倚山面海的地理环境，古民居的建筑材质从土木到砖石都有，又由于居民构成的复杂——专家有四大人系、六大人系说，这些古民居与我省的方言、民俗、饮食一道，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八闽风情。
不论是外行还是内行，人们对于古民居的热情，其实都可以归纳为一种情结：即对祖辈或先民如何居住的好奇。而居住形态又是文化与历史最综合的沉淀。著名古建专家陈从周教授说，“苏州园林是中国文化艺术最综合的体现”，苏州园林说白了其实就是封建士大夫的别墅型居所。
也许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太多，习惯上我们对古建筑的留存和保护不太重视。这当然首先在于东西方建筑材质的不同，西方主要使用石材，东方则是木结构为主。但是也有例外，比如现存最古老的唐代建筑就在日本。1961年，出于中日文化交流的需要，周恩来总理请梁思诚先生按唐代建筑风格设计扬州鉴真堂，梁先生只能照着日本奈良唐昭提寺“依葫芦画瓢”，因为国内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是应县的辽代木塔。
以上说的是单体古建筑的保护，对于如今仍在居住使用的成片的古民居，该如何保护？笔者以为客家土楼的经验就很值得借鉴，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不能强制其中的居民搬迁，目的是维持原来的居住形态。去西欧旅游的人只要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这种保护方式是最普遍的，尤其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遍地古建，人们数百年来的居所几乎没有改变，“诗意的栖居”有时未必需要重新建筑。
在国内，最早呼吁进行成片古民居保护的是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北京的部分四合院、山西的平遥古城、江南的几个水乡小镇得以留存，并都成为旅游观光热点。但他在央视上说，也打过几个大败仗，其中之一就在福州。上世纪90年代初，阮仪三就一再呼吁对“三坊七巷”进行保护，并将之称为“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居住形态”。正是由于阮仪三教授和其他一些有识之士的坚持，“三坊七巷”在房地产建设的蚕识之下终于得以保存部分精华，使福州不至于像某些城市那样，推倒了真正的古建，再去搞不伦不类的假古董。
在当年的争论中，其实反方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有专家提出，“三坊七巷”作为一种居住形态，在解放后随着居住者身份的改造，早已不复存在，而违章搭盖、下水道改造的困难、消防隐患等等，实际上已趋贫民窟化，因此改造势在必行。阮仪三教授说，既然无法就“三坊七巷”的价值达成共识，不妨不去动它，留待若干年后；倘若真有价值，现在拆了，将来悔之莫及。阮教授的这个说法，我至今记忆犹新，对于政绩挂率的城市管理者，有时无为反而是一种作为。
作为文化象征的武术
中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武术是一大宗，在福建尤其如此。八闽大地拳种之丰富，传承之清晰，流布之广泛，较之河南、河北、湖北、山东、四川、广东等武术大省亦毫不逊色。据专家考证，我省主要有七大拳种，分别是五祖拳（源于南少林，闽南一带相当流行，也流行于香港、台湾、东南亚、日本），永春白鹤拳（发源于泉州永春县，流行于闽南一带，广东、香港、台湾、东南亚、美国、澳洲等地），福州鹤拳（分为鸣鹤，宗鹤，食鹤，飞鹤四大流派，流行于福州地区），地术犬法（又名狗拳，源于南少林寺，流行于福州、泉州、南平、香港、东南亚等地），龙桩（源于北少林龙形拳，又吸收了本土武术的特色自成一家，流行于古田、福州、宁德、福清、莆田、邵武、台湾等地），虎尊(发源于福州永泰县，流行于福州、宁德、南平、三明、莆田、江西、台湾、日本），连城拳（又称客家拳，发源于闽西地区的本土拳种，流行于连城、龙岩、三明），这些都属于南拳流派，但是也有北派武术来福建扎根的，如福州的自然门，就是由爱国武术家万籁声于解放前带到福建。其中的永春白鹤拳和永泰虎尊传入日本后，分别形成日本空手道的刚柔流和上地流。
我省的武术如此兴盛，有其特殊的历史与地缘成因。明朝中叶以后，福建是倭寇袭扰的重灾区，明末清初又成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兵燹频仍，加之福建多山，匪患深重，“山民多习武以自保”。笔者的老家永泰县，是著名的武术之乡，在戴云山深处的赤锡乡，村民几乎人人会武术，赤手相搏而外，举凡锄头、扁担、钉耙、镰刀、柴刀、板凳都有套路，且招式朴实，正是先民生活之遗存。时逢盛世，有识君子已加以整理记录，何其幸也。
中华武术传承千年，时至今日其实用功能已逐渐由格斗护身转变为健体养身，正所谓文武相彰，中华武术竟然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李小龙藉由电影让世界认知了中国的“功夫”（kongfu）,再到今天太极拳成为全世界练习人数最多的健身拳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其意义早已超出传播武术而进入文化范畴。简而言，西方文化是以逻各斯为中心的二元哲学（达里德语），而中国文化的核心则在于“天人合一”（钱穆语），又由于字母文字与象形文字所导致的思维方式的不同，两种文化交流对话的困难有甚于鸡同鸭讲，而中华武术由于深刻浸淫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比如“武以德为先”、“习武者慈悲为怀”、“以柔克刚”、“四两破千斤”等等，又以一种亚文化的形态直观地表述了中国哲学的精要，因而取得巨大成功。如何更有效率地传播中华文化及其价值观，建设国家软实力，武术作为个案值得专家们去好好剖析研究。
